无疑，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论》中的相关理论限定在“政治的”而不是完备性的理论范畴内，但它的正义理论在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是对1970～1980年代政治理论复兴的最重要的刺激，他的理论确定了一个阵地：无论是赞同他还是反对他，此后的政治理论都清晰地指向了这一点。

该书总共分为四部分： 新观点、 新理论、 新模式和新方向。 第一部分选取了四位在社会创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知名实践者的文章。 他们分别是： “小额信贷之父” 、 格来珉银行创始人、 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之一的穆罕默德·尤努斯， 阿育王的创始人、 曾经是美国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的德雷顿， 牛津大学社会创业斯科尔中心主任、 曾是万花筒 的发展总监的罗维娜·杨， 被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称作 “ 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 的杰夫·摩根。 第二部分从学术角度对社会创业进行更为理论化的讨论， 这一部分选取了处于社会创业研究前沿的学者的文章。 第三部分思考了来自世界各地应用背景下的社会企业新模式。 第四部分提出了社会创业的新方向。 这四部分之间在内容上是相互交叉的， 文章被划分为四部分并不主要是基于理论内在的逻辑， 而是基于各位作者文章的风格。

人类自诞生以后，流动就成为一种常态，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进入现代以后，工业、资本对全球统一市场的需求使得流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可预期的未来成为主流生活方式之一。流动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流动性可以作为人类发展程度、文明程度的度量衡。

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制度，并由之形成了一项基本的社会管理体制。户口的管理是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而这需要公权力逐步渗透进社会。户口的管理从最初的秩序形成到与衣食住行结合从而实现相应的全能目标，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上的。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治理首先应确定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是什么。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与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的融合程度、融合领域、融合层次紧密相关。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欧美国家而言是内源的、渐进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被动的、激进的。改革开放后，以“离土不离乡”为模式的乡镇企业展示了既无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又无人员的整体性重组的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在此过程中，亲缘与业缘交织融混。“宗族与社会的现代化要求在原则上很难相容”的判断并非必然，人们选定某一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出于历史感、归属感等“本体性”需求，具体实际的利益要求和该组织形式的功能实现才是更直接近切的考虑。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初级关系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次级关系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城市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需要抵制对于流动人口的歧视，各国际机构和国家、地区不断呼吁通过融合使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社会的形成和运作也是基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不能照搬教科书、照搬西方经验，甚至所谓的普世定理、公式来研究本国的社会。与西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职业组织及其专业化动员不同，中国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草根动员，而非专业化动员。如果现代性代表着城市文明的主要特点，那么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信息交流既能促进流动人口的现代性也能使得整个系统的熵不断减小。

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者，而是提供关于社会的法制结构这一公共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现在还远远未能充分地实现。不论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还是因为受市场组织的影响，抑或是基于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要求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重点不应纠缠于具体事务，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公民和企业，而应该放在善制的建设与完善上，并通过社会组织这一中介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

本文主要概述了经济新常态下的农民工群体，首先解释了农民工群体的定义、范围和构成，其次是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问题的特点一级新的发展趋势，最后介绍了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