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GDP达到246619亿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谷物、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电视机、化肥、水泥、钢等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稳坐世界头把交椅，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成衣的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一位。对于曾经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生活的中国人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是人们从来都不曾想象过的。以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所期待的物质条件“三大件”而言，20世纪70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最重要的物件了；80年代，则变成了“彩电、冰箱、洗衣机”；90年代转向“电话、电脑、空调”；最近10年期待的是“轿车、新房、家庭影院”。

组织研究者对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兴趣始于20世纪50年代，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两个学术传统。

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 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基本限于社会哲学的层次（邱泽奇， 2008b： 594 ~595）， 现实社会中，展现“技术－ 社会” 关系的核心环节之“技术应用”， 却被当作了“黑箱”。

接入鸿沟曾经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伴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接入鸿沟缩小、应用覆盖增强，但人们从互联网技术应用中获得超额收益（红利）的差异依然存在。本文提出互联网资本框架，用于考察红利差异的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认为与接入鸿沟缩小相伴随的是互联网连通性和平台的发展，它提供了机会，让人们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互联网资本（组合资本），从中受益。本文进一步认为，资产转化的规模和转化率的差异正是红利差异的来源，它既受两个“乘数效应”的影响，也受互联网市场平台的影响。

ICT环境是整体性环境，终端技术让其成为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力量。个体依然可以通过组织机制发生社会分化，同时还可以通过个体自致性因素，独立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终端技术的数字特征赋能社会行动者通过高度互联搭建自己的舞台。社会行动者在舞台上的偏好、能力和行动可以产生直接的社会后果，获取利基化的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声望，也获取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收益，进而把自己带入社会分化的洪流之中。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化是组织分化带来的个体社会分化，那么，ICT环境带来的则是个体分化导致的个体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开始进入一个人的社会分化时代。

《混合研究视角下的中国乡村调查——以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为例》一文从社会现象的特征入手，解析研究问题的属性，明确指出了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动态性的、历时性的研究问题，除了对事物属性的刻画，还需要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解释，以及对事物发展动态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该文似乎走得更远。该文的主张是，除了在数据搜集环节混合定性与定量，还希望混合数据搜集环节和数据分析环节，即在整个研究进程中贯彻混合研究理念。遗憾的是，文章在介绍云南乡村社会大调查的设计及其在混合研究中的位置之后便力有不逮，没能对文章主张的“混合”展开探讨，而只是将其作为难点提出来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用于多研究问题的概率性抽样调查通常要照顾多主题的基本变量测量，难以照顾到不同研究者对不同层次变量和同一层次变量对细节深入程度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