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同时， 中国人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且人口转变在全国并不是同时发生， 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 导致当前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结构的差异。这种人口受教育状况的时期特征、年龄特征和地区特征， 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现状和教育存量时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避免从不合适的指标比较得出不准确的结论。

通过分析“六普”资料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到女性人口流动的模式虽有所变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以往的特点。首先，女性流动人口的结构呈现多元化，已经不能再用“打工妹”来加以概括；其次，女性的某些流动特点逐渐与男性相似，但仍然有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大多是由于男女两性的家庭角色不同造成的。女性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以及流动女性一些特征的变化，与21世纪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妇女流动模式的多样化趋势以及更多有关人口流动研究项目的开展，中国的相关研究从早期主要关注流动中的妇女群体，发展到更多关注人口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同流动人群的特征，呈现出题材的多样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本文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当前流动人口中的性别和年龄特征以及分性别的流动原因。初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特征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基本一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角度，依据“资源/机会—个人竞争力/能动性—决策与选择—结果/影响”的分析框架，分析和比较了北京世妇会以来20年间人口迁移流动对农村妇女的影响。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广大农村妇女提供了外出从事非农劳动的机会，她们大多能自主决策、外出打工，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务工经历对农村妇女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流动者面临诸多长期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妇女在外出务工的同时更要顾及家庭，传统家庭角色的需求致使流动的负面影响更为集中于妇女身上。本文总结了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的历史作用，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讨论了新形势下的乡城流动。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距今已近20年，其间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各国人口形势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全球人口态势与当时已经明显不同：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在大部分地区得到有效控制；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艾滋病、贫穷、饥饿和战乱依旧困扰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等待。本文从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人口结构以及引起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出生和死亡等方面，介绍1994年以来全球人口形势的变化特点，分析不同国家面临的人口相关问题与挑战，讨论国际人口变化趋势对中国的启示。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教育地位的指标之一，而教育地位则是现代社会妇女地位的核心内容。由于教育地位的量化比较困难，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受教育程度代表教育地位。考虑到教育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的性别平等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将根据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当前人口受教育状况中的性别差异。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的极度落后，我国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非常低，这种历史的积淀反映在目前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依然普遍偏低。所以在分析我国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时，不应当脱离历史背景。本文在分析中没有简单考察妇女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而是从性别平等的视角主要了解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水平所处的位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

人口的性别比是描述人口性别结构的指标，由对应100名女性的男性人数来表示。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基本相等，即性别比在100左右。到老年之后，由于男性老人的死亡率高于女性老人，有更多的女性老人活得更长，因此一般在老年人中是女多男少。出生性别比是指某年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一般根据当年出生婴儿的男女人数计算，也可以近似地说是0岁婴儿性别比。在自然怀孕生育的状况下，因为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概率基本相同，出生性别比应当在一个比较稳定和男女比较平衡的小范围内波动。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数据，一般在106～108之间。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男婴的死亡率高于女婴，所以1岁以后的性别比就会接近100。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在亚洲的一部分地区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人口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许多社会问题在人口现象上的表现，其根源在于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会导致将来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由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又可能引发另一些社会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密切关注。本章将介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讨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各种因素，探讨出生性别比失调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最后就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提出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