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城乡社会保障覆盖和福利享有水平的差距不仅损害了公平原则，也最终会损害经济发展的效率。城乡社会福利体系的分割，已成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挑战。因此，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推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城乡的一体化进程，着重分析和总结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和实践的新变化、新探索、新政策，换句话说，是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为促进城乡社会福利一体化进程如何把握机会并采取应对政策。本书从统筹城乡社会福利体系的动因及制度变革的思考、城乡社会福利一体化改革的政策设计及发展方向、地方推进统筹城乡福利体系进程的主要经验及问题，以及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群体就业和社会福利面临的挑战及改革机遇等主要方面，较有逻辑性地展示了对中国城乡福利一体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政策应对和制度变革的认识。

本册锁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收入与融入城市等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问题和新诉求，这将对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安排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本书分别讲述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年就业情况和企业2007年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分析和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分析，本报告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近组织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 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 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 年的就业情况和2007年春季企业的用工需求进行了分析，还使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2003 ~2006 年的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近年来外出劳动力工资变化情况。

“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放缓，但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保持稳定，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劳动力市场预期指标可以顺利完成，但是“登记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作为规划指标不仅难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也难以体现规划的指导作用。“十三五”期间需要彻底改革就业规划和劳动力市场监测体系，建立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常态、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指标与监测体系。新的规划与监测体系应该放弃报表统计的调查方式，代之以住户和企业抽样调查；以“调查失业率”代替“登记失业率”；以“非农总就业”代替“城镇新增就业”。同时，需要加大信息收集、公布的频率，丰富其他反映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的指标。“十三五”期间应着力化解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潜在风险。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对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刻不容缓的要求，并加大了结构性失业发生的风险，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劳动力市场即将面临的挑战，“十三五”规划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通过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扬造成的压力，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第二，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人力资源基础；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努力实现安全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三个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一分析2003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这个报告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讨论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同时，还从更广的视角着眼，特别分析了在人口转变现阶段一系列与人口问题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专题报告二分析了2003年就业状况，并针对2004年的就业形势提出展望和政策建议。专题报告三把教育发展状况与人口转变、就业促进相结合，分析了教育发展的问题和政策思路。下篇包括9章，分别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其他数据分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教育机会享有上面的性别差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讨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和社会激励的一个杠杆的作用。最后，在分析了教育投入政策和机制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报告作者关于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2022年，中国总人口较上年减少了85万人。总人口达峰是中国人口形势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在人口转变阶段发生关键变化的时刻，需要从保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可持续性的视角，认识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总人口在达峰后将小幅波动，“十四五”时期稳定在峰值平台期，人口平均每年减少50万左右，“十五五”时期年均减少约200万人。2020～2022年的疫情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初婚和生育的推迟，出生人口加速减少。女性与男性的受教育差距在缩小，但劳动力市场上和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没有显著改善。从宏观层面和家庭层面同时实现性别平等，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从世界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践看，灵活的工作安排和休假制度是提振生育水平的成本—效益型措施，低价、优质、覆盖全面的托育服务是支持和推动育龄人群实现意愿生育水平不可或缺的力量，生育奖励等直接的转移支付类措施对提振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文化仍然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育率下降是生育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中国须提供给人们充分选择婚育形式的空间，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生育文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要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抓住女性生育与劳动力市场发展冲突这一主要矛盾，优先选择既有利于生育又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是一举多得的政策。人口达峰将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中国人力资源规模将经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大约在2040年“二次达峰”。人力资源数量对教育回报率十分敏感，也受到退休年龄的显著影响。人口达峰后的技术进步方向将转向以创新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消费率的提升。应推动企业突破现有的生产技术前沿，实现科技创新。进入“十五五”之后，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带来消费需求的下降，并且随人口负增长规模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引发的服务消费需求减少规模最大，工业制成品和大宗商品次之。消费需求的减少还会导致投资需求下滑。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付压力激增，生育养育等家庭支持政策的需求急切。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积极探索新的政策工具，对于应对人口达峰带来的问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