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小型餐饮业劳动性别分工的考察，分析了该行业中男性对厨艺的垄断地位和女性服务员的情感劳动所传承下来的等级化的性别关系，分析了该行业中男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女性有限的发展空间。文章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会产生效率，更会产生社会规范，形成特定的性别等级关系，反过来，传承下来的劳动性别分工亦会因内含的性别不平等而产生效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本文关注北京青年的择偶观念与需求，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座谈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结论是：第一，大部分北京青年对婚姻有需求，但不会为了需求而降低择偶条件。对完美择偶标准的坚持与狭窄的择偶空间之间的矛盾致使择偶动力不足、择偶渠道不畅；第二，青年群体的择偶观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备受来自于父母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们一方面宣称生活的多元性与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认同“门当户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择偶观，充满矛盾。第三，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与需求存在结构分化，表现在性别、年龄、城乡与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因此，看似巨大的未婚青年婚恋市场非常狭窄与受限，很难建立良性的交友关系。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应建立值得信任的交友平台，并通过舆论导向减轻对青年群体的择偶压力。

在以往的犯罪学研究中，人们常常关注对罪犯的研究，研究犯罪行为产生的各种原因、惩治措施及其预防问题，却忽视了犯罪行为的另一方——受害人。1973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一届受害人心理学国际讨论会”上，研究了社会对犯罪行为受害人的态度；而“第三届受害人心理学国际讨论会”有专门讨论题：年轻漂亮的受害女性。可见对于被害人尤其是女被害人问题的国际关注。在所有的犯罪形式中，强奸犯罪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男性成为典型的犯罪人，而女性成为典型的被害人，这种鲜明的犯罪与被害的性别特征使人们有必要去思考性别特征在这种犯罪中的特定作用、社会对罪犯及被害人的反应和社会对被害人的保护等问题。从女性研究的角度看，对社会中两性对立的极端状况的分析，似乎更能深刻地反映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本文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在强奸犯罪中是否存在着明显的被害人特征？社会对被害人的态度及其对被害人的心理影响如何？社会应当如何教育两性？法律及各种司法系统应如何保护被害女性？

在我国市场化的过程中， 随着经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和“80后”、“90 后” 打工者的出现， 外来女性打工群体发生了一些变化。调查发现，目前北京的外来女性打工群体年龄集中于21 ~ 40 岁， 文化水平有所提升， 主要从事于服务业。在京外来务工女性的居住方式是与她们的工作性质和婚姻家庭角色相关联的。我们看到， 外来女性打工者是一个有着积极追求的群体， 她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供养者， 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中重建家庭体系和亲属关系体系。

中国人才发展战略强调要形成中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人才性别结构失调，一是女性人才存在金字塔式的发展特征，随着职业地位等级的提高，女性所占比例减小；二是我国人才结构存在较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状况，多数情况下女性人才不足30%，高层女性人才多数不足20%，女性人才成长形势严峻。大力推进中国女性人才成长的关键是解决性别结构失调问题。而全球民主化运动、相关性别知识的变化和女性领导的组织实践，将成为推动女性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亦迫切需要广泛且深入的女性人才状况和成长规律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行政干部更高行政级别地位获得的影响要素及其作用于两性时的表现特征，研究发现：（1）行政干部地位晋升的基本趋势是重视高等学历，自1988年之后人力资本质量对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在相应行政等级阶梯上顺利晋升的女性有着至少与男性近似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2）以父母教育程度为表征的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对于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对女性行政干部的影响尤其大，但其影响程度已不如人力资本；（3）社会资本对于男性和女性行政干部的晋升均有显著正面影响，这提醒我们仍应警惕干部地位晋升中来自社会关系方面的不正之风问题；（4）不论男女，家庭责任承担越多，越不利于其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而性别角色认知越趋向于现代，越有利于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家庭责任对于女性干部更高行政级别地位获得的影响甚于相应男性干部的影响。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从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的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

民主党派中的女性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占比较高。高层次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有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在学历和资历上具有资源优势，她们绝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一半左右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职业以专业技术为主，具有一技之长。第二，她们积极参政议政，特别是拥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女性，她们具有更多的参政机会，但存在“一人多职业身份”的状况。第三，她们具有自信和自强的职业素质。第四，她们具有开放和平等的性别观念，这对于她们的成才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