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顺的这篇长文基于对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内部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信息隐藏现象的案例调研，通过案例材料与理论模型逻辑推导之间的互动，“尝试在主流组织理论的脉络下为信息隐藏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厘清信息隐藏这一制度现象的存在机理与行为逻辑”。具体而言，作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委托者-监督者-代理者三层模型下研究信息隐藏的机制”；二是“在委托者-多代理者模型下研究信息搜寻及其与治理结构的关系”；三是分析“信息结构反过来如何影响到治理结构，特别是上下级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谈判”。全文理论命题清晰，分析层次井然有序，得到逻辑推理的政策含义也是富有启发的。下面我主要谈阅读本文时想到的几个问题。第一，根据作者的委托者-监督者-代理者三层模型，委托人不应该要求监督者为如实报送代理者的不安全事件信息而承担连带责任，但为什么本案例中恰好相反？

如果讨论技术红利，则需要比较两地缫丝技术发展的差异及其对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影响。该文所展现的资料似乎更多的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组织能力给生产函数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关于技术红利的分配。当然，这一点并不影响该文提出的基本问题及其主要结论。

本文试图从“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后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兴衰。存款类金融产品的高考核成本、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高负债率以及“说坏话机制”的局限性等使“声誉机制”变得特别重要。“声誉机制”依赖于良好的产权保护。中央政府对私人进入银行业和经营银行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使得民营银行家们更不愿意或更难以对自身声誉做投资。他们把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支持作为信号来吸引存款，树立声誉。笔者称之为“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民营银行家和储户都对政府的相关政策高度敏感，这使得中国的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更容易因为管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波折。改革后温州和台州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为上述解释提供了初步证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部分企业发展速度减缓，利润率下降，甚至遇到生存危机，发生“跑路”事件。而一家企业的“跑路”，其影响往往不限于其自身，与其存在股权、债权、担保融资关系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受到其融资风险的传染，甚至因此陷入困境。吴宝、李正卫、池仁勇的论文《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险传染——浙江案例研究》是国内最早关注企业间融资风险传染问题的文献之一。该文敏锐地抓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浙江省两个企业融资风险传染不同结果的现象，体现出作者对真实世界现象的高度敏感和良好判断力。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可以从两个维度考虑，要么奇怪，要么重要。从上述两个维度看，吴宝、李正卫、池仁勇的论文关注的现象不仅有重要的一面，还有奇怪的一面：同样是核心企业发生了债务风险，华联三鑫引发了连锁性的风险传染，而飞跃集团却没有。

本文以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成立的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讨论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将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这一创新型的制度公共物品交给企业生产，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又呈现政府部门的若干组织特征。研究表明，创新型公共物品的生产受到技术环境或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约束，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策略就是选择能够降低风险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同时掌握组织运作的实际控制权。本文为研究多维环境中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