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提到城镇住户调查难以涵盖举家进城的农民工，其次指出农村住户调查中家庭外出从业成员收入难以调查，再次说明城市住户调查遗漏了大量应调查进城的农民工并且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再估计，最后进行总结和讨论。

深圳市自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社保制度。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社保部门全责征收，于90年代初期建立社保信息系统。1995年，原社保局与医保局合并，成立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集五险征收及偿付经办于一体，在制度体系、架构设置、经办服务、基金征收、信息平台等实现统一、同步。深圳市社保体系运行良好，基金大量结余，没有内在改革动力，作为经济特区拥有特殊地位和立法权，没有来自省级层面的改革压力。深圳市作为广东省唯一保留社保全责征收的城市，在广东省全面推进社保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未受任何影响。深圳建议维持社保全责征收的理由在于：一是契合党中央和国家对社保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二是社保费本质上属于费不是税，不属于地税体系中的政府非税收入。同时，如果改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成本。

互联网在线学习成为未成年人重要的学习方式，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学校停课，在线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学校教学辅助功能。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小学生在线学习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4%，乡镇地区普及率并不比城市地区更低。基础科目是在线学习的主要内容，尤其英语和数学在线学习普及率较高，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的普及率更高。中小学生总体上对于在线学习的主观评价较为乐观，但在线学习与学生在校学习成绩并没有明显关系。线上学习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课程质量和学习兴趣，不在于学习时长和投入强度。在线教育具有高效率、低成本、便捷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发挥正向引导未成年人利用互联网的积极作用。线上教育对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推动在线教育发展要特别关注数字鸿沟带来的新城乡教育公平问题。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约束和阻力并不在于财政投入总量，关键在于户籍价值及改革成本的巨大地区差异。本文首先界定了户籍改革成本的内涵，其次介绍了户籍改革成本的测算思路和方法，然后给出了估算结果，最后得出结论并提供了政策建议。

虽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使4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率水平有所提高，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困难和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空间。本文针对这一群体的就业和失业状况，讨论如何通过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和改善他们的就业状况，包括就业困难群体如何参与劳动力市场、从失业特征观察就业困难群体、瞄准就业困难群体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等内容。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亮色，人们对此几乎没有异议。然而，在这亮色背后，学者们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存在争议。一些代表性的说法，如“铁公机”和“国进民退”：前者批评政府投资过多集中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保增长”但不利于“保就业”；后者批评政府投资和信贷流向国有企业，并大举跃进资源性、能源性领域，挤压了民间投资空间，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当然，也有人并不苟同，认为政府投资并没有挤出民间投资。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对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保持了经济稳定，而且解决了制约长期增长的瓶颈，促成了本世纪初的新一轮高增长。从本质上看，上述争议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所带来的长期效果，二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评价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的长期绩效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制约瓶颈进行判断，这给从短期上评价政府投资绩效增添了难度。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而言，理论表述可分为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两种，实际净效应看两者之间孰高孰低，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尚未有明确定论。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本章试图分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政府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经济刺激计划拉动就业效应，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户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非常清晰，但由于其涉及人群广泛而成为改革的深水区之一。如果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差异没有根本消除，仅仅从劳动力市场制度上弥合不同户籍人口间的差异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也正因如此，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力流动，推进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就业需求。这也使得城镇化过程与“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相去甚远，对社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包括的内容、财政承受能力、中央和地方的义务等作为考量的重点。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已成共识。

推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和城镇本地居民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促进城乡劳动力有序流动、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加快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展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创新管理服务模式和措施，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经济放缓、结构转型以及区域不平衡等多重挑战，改革进程牵扯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等多方面复杂关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道路必然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需要勇于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两场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一是从一个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场变革的结合产生了影响全球的“中国奇迹”。但是，当转轨的列车仍然保持高速行驶，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不平等与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在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阶段的最大挑战。这些问题表现在经济增长、城乡与区域分割、发展方式转变、全球化与制度转轨等因素交织。立足于中国的特征事实，我们应该厘清矛盾主次，抓住根源问题，尽快建立适应流动性的公平发展路线图，推动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2009年，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开始试点实施。本研究对成都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居民对该制度的认知和态度，分析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和意愿，发现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为全国新农保制度试点实施的推进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