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为四大建设之一，同时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这凸显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所具有的战略性、基础性、保障性重要地位，也说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很强的客观必要性和紧迫性。创新社会管理面对的领域既宽泛又深远，面临的问题既复杂又多样，但最具挑战意义的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我国有13.32亿人口，其中6.7亿人生活在乡村，1.8亿人生活在县城和建制镇。县镇和县级以下的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村落群体，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农村稳而天下幸”的古训。乡村社会不仅在数量上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而且就其发展变化轨迹而言，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因此，认真研究和梳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全方位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城乡差距的拉大，流动人口的增多，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治安案件的逐年增多，使得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迁。许多以前没有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开放的过程，它使农民深刻认识到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并从传统农业中走出来，到农村中小企业就业，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获得比从事农业生产高得多的收入。通过打工，农民可以在城市居住和生活，享受比农村便利得多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转型加快、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利益关系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阶层利益关系不协调、城乡利益关系不协调、地区利益关系不协调、劳资利益关系不协调、干群利益关系不协调等方面，这也是“三农问题”的新变化。这些不协调反映出“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但大量进城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要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尚需一个较长的、艰难的历史过程，今后由“三农”问题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其他问题也会逐步显现，需要开展艰巨的工作才能解决。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人口转移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城市化也是人类转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过程，是城市扩张与新城市产生的过程，是产业聚集和产业重新生成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显著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数量的增多，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结构也随之慢慢消失，城乡一体化在不远的将来自然实现。但在这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以三口之家为主的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流模式。同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社会现象、社会管理问题，包括空巢老人生活难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传统孝道受到冲击、养老观念改变、薄养厚葬等。

中国是农业大国,十几亿中国人中有70%是农村人口,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在整个国家所占的分量。绵延发展了5000年的农耕文明有着独特的内涵,由此孕育而出的乡村文化以其淳朴厚重的特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因此,乡村文化无疑成为了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标志象征之一。

自治的字面意思是指“自我统治”，在政治思想领域这一术语常用来指个人自由的一个方面。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包括“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依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村民自治是指广大农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下放村务管理权，村内事务的决策、管理权归村民群众所有。这场经由国家安排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但客观上推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使农民得到了教育和熏陶。

我国基层权力组织机构的设置从人民公社时期起，大致走过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人民公社时期，公社设区（镇），下设生产大队。这一时期的组织设置简单，党政高度合一，公社干部大多为工农干部，管理成本小，分工较粗，属高度集中的粗放型管理。二是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时期。生产大队过渡为自然村，乡镇设立专业化“七站八所”。这一时期党政开始分离，政事初步分开，但干部数量增加，管理成本上升。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撤区并乡建镇”时期，即撤大区合并小乡镇，成立大乡镇，在乡镇和自然村之间增设管理区。村级常设干部有支书、村长、文书及人口村长，均为民选干部。这一时期管理层级增加，政府对各项事务大包大揽。四是21世纪初的“撤区并村”时期，形成县、乡、村三级管理体制，并一直保留至今。这一阶段管理层级压缩，行政效率提高，依法行政大力推进，政府虽不再全包全揽，但强势行政涉足微观经济和村民自治的现象依然存在。

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环境状况对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各项惠农项目的实施，全国农村村容村貌、村民生活状况以及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总体来说，中国农村农业环境呈现局部改善、整体下降的态势，问题越来越突出，包括土地沙化、草原退化、地下水位下降使生态环境不容乐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威胁农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农村生活垃圾未经处理随意堆放甚至倒进地面水体，农村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水体（地面水、地下水）之中，乡村工矿企业废物未达标排放污染水体和土壤，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土壤和水体退行性变化，等等。基于此，农村农业环境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加强农村农业环境治理已成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新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