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涂尔干、波兰尼、马克思三位大家的经典理论视野下，工人的社区生活分别具有“社会整合”“社会保护”“社会变革”的重要意涵。本文借助田野调查资料和大样本数据，对新工人社区生活形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并借助上述经典理论视角对其可能的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新工人代际构成的变化、工业化经历的积累以及部分工厂逐步内迁，新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不再以狭窄而紧密的地缘关系网络而是以个体化的信息技术和消费生活为中心；工人的社区生活开始趋于自主并且在特定行业、企业中形成了稳定的社区生活和广泛的关系网络；当地社群势力也在内迁工厂内外浮现；新工人从整体上呈现原子化趋势，并且在拆分型的农民工体制下，工人临时性的、不完整的、高流动低融入的社区生活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这样的社区生活形态，一方面使得新工人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整合存在巨大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引发劳工抗争。赋予工人城市社区和工业公民权，修复其家庭和社区生活，将是政府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

本文从新工人: 从治理的对象到变革的力量、变化的抗争政治、新工人团结的谜题: 基于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重拾工人的社会生活、重拾工人的社会生活、资料与方法、篇章结构进行介绍。

正如裴宜理将工人的抗争政治追溯到前工业时期的生活经历(裴宜理，2001)，笔者也将首先讨论工人在进入工厂前生活机遇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赋予了工人不同的关系网络、体验和视野，并进一步影响了工人在城市打工生涯中构建社会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在一些学者看来，将逐渐带来集体倾向的转变，并触发进一步的集体行动(Katznel?son&Zolberg，1986;Pun&Lu，2010)。笔者也将通过调查数据和田野材料展示工人生活方式与其集体倾向、集体行动的内在关联。不过，本研究同时强调，在工人生活方式的变迁中，新的团结纽带、动员工具和信息资源也将产生。在本研究中，生活方式的变迁，将是解释工人近年来抗争政治变化和各工人群体集体抗争类型差异的重要因素。生活方式的变迁包括两个方面:代际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工人群体(控制代际因素)在城市生活经历的演变。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老一代工人抗争的几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和工人的生活形态、生活经历有关。虽然老乡亲属网络是工人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这样一种乡土熟人网络在不同模式的工人抗争过程中的动员潜力和团结效果却大相径庭。原子化底线型抗争模式，在传统世界工厂中最为常见，工人狭窄的老乡亲属关系网络并不能将整个工厂串联起来，在这种关系网络之外，工人彼此间是陌生的，缺乏联系和互动，因此他们的抗议通常是松散的，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在以地缘—同事关系为基础的底线型抗争模式中，扩大的地缘网络和长期的经验阅历，使得他们的集体抗议行动哪怕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仍然以各种灵活而又富有勇气的方式持续。不过，差异性的利益安排与老乡间的庇护关系相结合，也可能在工人群体内部制造分化，笔者将借助表益厂的案例展示分裂的团结(裴宜理，2001)在当代新工人中的表现形式。 在每一个案例中，笔者将首先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和生产政体，然后介绍工人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产生活体验。工人的生活形态和体验融合了其代际特征和工厂政体，由于之前已经就生活经历、城市生活方式、集体倾向等做了系统的比较和描述，因此本章不再赘述。随后笔者将用较大篇幅叙述工人集体抗争的发展过程。借助抗争事件的过程叙述，可以进一步评估、梳理工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对工人抗议的团结纽带、组织动员方式、诉求、认同等方面所能施加的影响。工人的关系网络、行动和意识本身也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详细的叙事有利于我们对工人抗争的实践性、情境性、复杂性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力争在社会科学的概括、解释和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多变之间保持平衡。工人的抗争行动还可能对社会的发育和国家治理方式产生影响，但是对这种影响的讨论将主要放在本书的最后章节。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讨论以汽新厂年轻工人为代表的汽车零配件业工人的抗争。汽新厂工人的集体抗争形态得益于“准专制政体”下不断形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以及中专/职业教育带来的开放的交往方式、熟练的互联网动员能力、开阔的视野、城市发展期望。当然，汽新厂工人在平时的非正式抵抗、小型集体反抗和持续半个月以上的集体战斗中形成的意识、诉求、认同和斗争经验也同样重要。因此，同前面的案例一样，本章将详细介绍工厂的生产安排、生活形态与体验、工人集体抗争的经过及其给世界工厂带来的影响。不过，本章同样要对工人的非正式抵抗和小型集体反抗进行叙述，相比其他企业，汽新厂工人的团结文化在平时已经形成。汽新厂工人的集体抗争被学界、媒体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是中国劳资关系转型的标志性案例，因此，对这一案例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详细解剖，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动态的、历时性的角度去理解工人的团结文化和抗争政治。笔者2011年年初就在汽新厂进行过深入访谈，随后又在2012年5月到汽新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因此，在汽新厂，笔者的田野材料相对其他个案更为充实。这里面的材料，既包括对汽新厂工人生产、生活形态的参与式观察所得到的材料，也有笔者对罢工领袖、公司管理层、工会人员、普通工人的深入访谈，还有详细的工人QQ群聊天记录、相关的官方文献、个人回忆录等做补充。笔者还将对汽新厂和汽瑞厂工人的团结模式及其生活基础进行分析比较。同为某日本汽车集团的关联企业，两个工厂在生产安排上有很多类似之处，不过汽瑞厂招进了很多老一代、低学历的工人。两厂工人在生活经历、生活形态上的差异，对各自集体抗争的团结纽带、动员方式、策略选择、集体认同、战斗性等有着非常明显的形塑作用。

本文中，笔者对松电厂和裕电厂的员工进行了深入访谈。松电厂有十几名工人在微博上不断更新罢工的进展和自己的想法，裕电厂工人则在百度贴吧里面上传了骚乱事件的相关文字信息、图片和视频，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清楚地描述抗争的进程和工人的主观体验。

本文从生活经历变迁与集体倾向的变化、生活经历变迁与集体抗争动员资源的形成、生活形态的系统性根源、工人抗争与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转型、讨论: 形成中的 “ 生活政治”五方面来探讨从生活经历挖掘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

以往研究强调生产政体对工人抗争政治的塑造，但本研究认为这一视角不能有效地解释近几年新工人抗争行动中出现的一些新特质。本文提出生活政治的解释视角，即工人的微观生活经历同样会产生政治（团结纽带、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诉求、体验、认同）效果。在宏观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体系安排之外，代际和生产政体是塑造新工人生活政治的两个重要维度。不同代际的工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关系网络、发展定位和身份认同，在专制和准专制的工厂政体下，这些代际特征也会有不同的演化路径。工人长期形成的生活形态最终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工厂政体的合理性并发起形态各异的抗争行动，分别是：原子化的底线型抗争、地缘—同事关系为基础的底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发轫于工人微观生活经历的抗争行动进一步挑战了世界工厂的体制，并再造了工人群体自身。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新工人的抗争行动盛行着“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他们既不会简单地被国家的法律话语和司法途径所束缚，也未必形成更广泛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

以往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强调工会对政府和资本的依附。近年来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工人的集体行动在推动企业工会角色转变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认为企业工会的重组过程和主要实践，如集体谈判，仍然处于政府和资本的控制中。基于对一家日资汽车厂企业工会长期实践过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工人的团结行动、意识发展、经验增长，将与自上而下的控制构成持续的互动与张力。转型时期，工人生活经历的变化为其团结的形成和意识的提升提供资源，而制度空间也在反复的工会实践中被逐渐拓展，对企业工会的考察不可忽略劳工的团结与实践。文章最后评估了代工厂企业工会转型的总体前景。

以往研究关注到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但并未论及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家庭化趋势的差异，对家庭化趋势对城镇化政策的参考意义更是缺乏讨论。本文通过对2014年南京大学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越弱，但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差异并不大。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农民工的年龄越小，家庭同住趋势越强。无论是从当前大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看，还是从年轻农民工代表的长远发展趋势看，当前政府严格控制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做法，都亟待调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表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诉求并非落户，而是以子女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公共服务，应优先解决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尽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