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一百年前，深受两千余年专制压迫的中国普通民众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国家与自身的命运呐喊和抗争。一百年来，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前仆后继、不懈奋斗。百年历史，最重要也最深刻的硕果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和想象经由语言文字的顺序重构而熔铸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国家，这两个由汉字书写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意蕴与内涵，不仅高度浓缩了所有中国普通民众对民族、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成为塑造中华文明政治运行规律和社会生活规则的基础与前提。对于中国人而言，“国”、“家”本为一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融合的，国家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传承的核心力量，是每一个中国人健康、富裕、有尊严生活的根本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在这些基本认知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与演进的最重要的主线——国家建设，是我们理解、判断中国历史与未来走向的路标，也是本书的立意与关切所在。

导语：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发展同时推进，客观上要求国家放弃“单位制”模式。本书研究就开始于单位制解体的时刻。显然，这在全国层面不是一个统一的时刻，而是渐进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单位制解组、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力市场建立、土地城市化机制形成等多重政策的推进，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组织基础不复存在了。而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新型社区建设逐渐在全国推广，但是这些“社区”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逐渐出现了一种多重维度叠加的碎片化现象——社区的碎片化，并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种社区的碎片化现象出现在中国单位体制改革和转型之际，具有独特的研究标本价值。因此，应对社区碎片化所带来的社区治理问题也成为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导语：社区结构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呈现于社区结构的变迁之中。那么，从社区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变迁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个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章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城市社区进行研究，从结构视角分析了阶层地位变量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与公民参与。笔者发现，阶层地位变量对人们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和公民参与具有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人们的权威主义价值观越弱，更倾向于常规公民参与；阶层地位越低，人们的权威主义价值观越强，更倾向于激进公民参与。基于此，本章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引起了社会阶层之间在政治价值观和公民参与上的结构紧张，而这充分体现在基层社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关系之中。

导语：单位制解组，社区制建立，这个过程既非同时又非同地完成，因而在体制变革的基层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样的社区碎片化状态。这些碎片化社区包括高档住宅区、新建商品房社区、老国企社区、城中村等多种正式与非正式社区。这些饱含政治经济特征的社区，集聚出现在本章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给我们调查典型社区的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样本。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所分析的主要内容聚焦在社区的权力结构（决策结构）、政策支持与公共参与三个问题之上。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本章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之前超大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结构的基本状况：决策出自基层党政机构，民众在社区发展与管理政策支持度上出现了阶层分化，社区公共参与状况堪忧。与单位制时期相比，社区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的真实状态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从单位中分离出来，但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新型社区之中。国家与社会的接合只在表层结构上，这是由于参与式的社区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形成。这一时期的社区治理中蕴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隐形矛盾。

导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环，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本章主要从政策执行视角讨论社区建设资金的分配问题，考察基层治理结构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分析政策执行问题的成因，以及何种治理结构更能够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研究发现，不同的基层治理结构对政策执行路径的影响机制是差异化的：有效地引入共治式的治理结构更能够改进政策执行绩效；财政分包体制下的统合式结构或者吸纳式结构，由于缺乏有效激励和监督机制，存在着政策执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最终导致了政策执行的偏差和低效。公共参与和监督因素的增加将改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导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变化是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的引入，商品房居住及其物业服务模式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遍及中国城市社会的角落。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的引入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但市场失灵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社区生活具有典型的集体特性，社区服务也具有典型的集体消费特征。所谓集体消费，是指居民或消费者必须与其他居民或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实现的消费。当前，集体消费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缺乏有效的集体消费组织和管理机制是基层社区治理失序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基层政权应具有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的职能。中国的所有制形式、居住方式和集团消费模式决定了集体消费问题必然长期存在，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为未来埋下冲突的隐患。

导语：面对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国家回归其“元治理”功能已经成为一种“先行先试”的基层治理创新。随着各地创新经验的汇聚，中央明确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思路，并对基层政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质上，这是政党人民性的体现，具体而言，基层政权最终担负着维护基层秩序、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促进基层社区国家认同的职能。在接下来的三章里，笔者将从网格化管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社区治理创新等层面分析和讨论国家如何应对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章从社会风险挑战分析开始，重点梳理了国家回归社区治理的过程，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打造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寻求网络时代社区安全治理的创新突破口等内容。

导语：国家回归社区治理要实现的目标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第一，维护秩序保障社区安全；第二，提供社区服务满足民众诉求。其中，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成为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的主流。在社区服务供给方面，各地均有各种形式的创新，其中上海的政社合作模式十分典型。这一模式主要是通过孵化社会组织、引入社工机构、增加购买服务经费投入、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建设、推动社区服务产业化发展等创新举措，提高社区服务供给效率。上海的政社合作模式最主要的逻辑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方式，扶持和孵化社会组织进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向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最终实现社区共治。

导语：基于社会学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理论，以及特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证案例，本章系统总结分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四种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其中，政府主导模式是主流模式，制度优势明显，但总体难以激发社区活力。市场主导模式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大，但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社会自治模式最符合制度设计，但发展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需要予以鼓励和支持。专家参与模式在治理导向方面更具客观性，但是由于相对缺乏资源动员能力，可持续性较弱。因此，应该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督、问责、反馈和参与机制，通过相应制度和政策调整，推动建设一个自治而有活力的基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进，国家开始倡导、推行社区建设，社区制得以逐步建立。近年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创新案例不断涌现，总体上看，社区治理主体正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也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多元互动”的方式转变。

导语：技术创新持续推动社区治理进入智能时代，迅捷的变化超出了研究者们的想象。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海量数据的生成传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叠加创新正在重新定义“社区”。一方面“线上社区”在重新组合，另一方面“线下社区”成为平台经济运行的基础环节，同时线上社区与线下社区的融合互动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海量数据因而得以形成并成为至关重要的治理资源，既驱动传统社区治理加速走向智能社区治理，又带来了信息安全的风险与挑战。总体而言，智能时代为打造一个数据共享、快速响应、高效服务、直接互动的基层社区共治体系提供了机会和动力。智能时代社区治理变革最为重要的政治意涵是个体、社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和直接，这将导致基层社会与国家建设在智能时代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