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注意到社会中的各种增量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政治（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和经济（营利组织和支持性的体制）力量之外的另一个社会世界。按照采用社会的总体理论来概括中国的“社会”进步的想法，本文尝试用区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个领域（部门）的理论来评估中国“社会”的状态，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不懈创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领域，其自主性已经达到令政治力量和经济部门不得不重视并多少有所尊重的状态。

家族组织在结社形式上是传统的，但是家族作为组织实体却是当代的。大量关于家族组织的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未能把城乡各地在近40年来涌现的家族组织作为当代的公民自愿结社来看待。本文以号称“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族组织为例，论述家族组织可以被看作当代普通的社团组织的观点，并说明家族组织归根结底仍然是利用传统组织资源的一种当代社会的公民组织而已。这一个案显示，家族组织在诸多基本要素上都建立了与现代国家相契合的联系，家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得以在国家话语中重新叙述；家族文书、宗祠不仅呈现为家族文化，也可以被国家征用为公共文化；家族成员在当代的家族组织中通常并不被过度垄断，他们在家族组织内仍然拥有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自由，家族组织并不能阻止他们在家族之外的其他社会结合并对之忠诚。在“社会领域”的意义上，家族组织的复兴过程就是重生的过程，它们只是人们选择的诸种社会结合的一种，尽管对于南方农村地区来说可能是比较基本的一种。正是从社会领域的意义上，我们更明显地看到了家族组织与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亲和心态与主动配合、合作。当然，家族组织作为一个具有传统凝聚力的组织，在一些情景中也会强势追求自身的利益，与其他组织发生竞争乃至对抗性竞争。

本文的个案是河北乡村的龙牌会。龙牌是雕绘着龙的图案并在中间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的木牌。“龙牌会”既指一个以祭祀龙牌为中心活动的庙会，也指一个由村民组成的负责供奉龙牌的组织。仅从这点非常核心的信息来看，我们要把龙牌会放在“现代国家”“社会领域”的范畴里来审视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显然，龙牌会组织并不是生而与这两个关键概念具有正面关系的。在近现代的地方社会，这种庙会是政府的打击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了。但是改革开放的环境给了它们复兴的机会，它们的复兴之路是否顺利，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调整与村庄外部的关系。龙牌会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自我改造、能够理顺外部关系而真正完成复兴事业的一个案例。

妙峰山庙会是民间的香会组织发挥“社会”的建构主体作用的一个代表作，在清末民初和当代都受到学界的关注。妙峰山庙会充满了学术的魅力，自1925年顾颉刚、李景汉等学者对妙峰山庙会进行实地调查开始，迄今已有90多年，自他们后又有大量的论著涉及妙峰山的史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妙峰山庙会成为被中国学术界关注最多的调查点之一，仅民俗学就有三篇博士论文是以妙峰山庙会为选题的。妙峰山庙会是一个曾经吸引京津冀数百里范围的几十万民众的大舞台，它的信仰、空间、仪式过程把大家“结合”在一起，让个人感受到了与一个大社会的联动，同时让大家感受到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在清末民初，国家的垂直动员能力弱，这个庙会是最强有力地让民众感受到社会共同体的机会与机制。在最近二三十年，妙峰山庙会恢复并形成规模之后，还具有建构大社会、呈现大社会的功能吗？现在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功能，地方社会能够在政治、经济、行政、文化、宗教上得到多种方式的呈现，庙会似乎不能发挥过去曾经具有的社会作用。但是，妙峰山庙会的香会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作为地方传统被认定为国家的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种组织和文化的代表地位，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支持妙峰山庙会作为北京这个特殊的地方社会的文化呈现。

社会通过民间组织的发展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很少有经验研究能够同时关怀单位议题和社会组织议题。校友会在过去30多年的兴起与发展具备成为这种课题的潜力，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民间组织，但又与大学从比较典型的单位向行政色彩逐渐淡化的公共事业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地把校友会视为“社会”的代表，那么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大学视为“国家”的代表：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行政体系的下属单位，可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学既是政府的，也是社会的。这一大的变化趋势是可以从校友会的兴起来审视的。两类校友会的兴起与发展都十分典型地代表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不过，它们所代表的具体内涵是有不同侧重的。地方校友会突出地代表着社会在单位之外的成长，母校校友会既显示着社会组织在原有单位之外的成长，也显示着大学这种特殊单位借助校友会一方面使自己更加强大，另一方面更多地与社会融合。

社团合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偶然的情境性合作；另一种是常态的机制性合作。在情境性合作的情况下，各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对情境的即时反应所产生的状态，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通常表现为在遇到某一共同关注的议题之后，由一个或多个社团发起，在征得其他社团机构授权同意的情况下，以多家社团联名的形式向社会传递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并协同行动的事件。我们将以怒江反坝事件为例来说明。机制性合作模式是由非公募基金会的专门定位所开创的，具有明确的“社会”服务定位的非公募基金会为某些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合作提供可持续的支持，由此造成大量社会组织以丰富多彩的创意提供社会服务，在扶贫、环保、公平教育、公民维权等诸多社会事务中维护社会公正，改善人民福祉，从而捍卫社会作为一个自主领域的价值并提供组织与资源的保障。我们将以南都公益基金会和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案例来讨论。

从这些社会结合中可以看到，当人们从单位游离出来，并不甘于原子状态，而是自主选择愿意去信任的人，组成自己的组织，享受一种有他人相伴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的关怀不止于组织生活，我们要讨论的是这种组织过程如何对社会整体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我们以“社会结合”为中心，就会发现其稳定的外在表现是结社而成的社会组织，其稳定的内在依托是社会信任。我们谈信任，是谈社会结合的内在状态，并不特别聚焦具体的价值观、道德等。我们的焦点是人与人的社会结合的内在状态，而不是支持或冲击这种状态的思想观念。社会领域的内在构成除了思想、道德，还可能有其他的维度，但是本章关心的是关系性的方面，并且是社会结合的积极的内在状态：信任，尤其是其中更具有普遍的公共意义的公民互信。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们所聚焦的是社会领域的内在结合，这种结合在个人层次是公民互信，在组织层次是合法化和应责的各种作为。

本文介绍了范庄龙牌会凭借民间传统信仰组织采用双重命名的方式合法地兴建一座庙宇的历程，讨论了普通民众针对社会障碍和紧张关系施展策略、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构建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一种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