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体制转型基本完成，多元社会矛盾将长期存在。西城区的产业结构具有与北京市其他区县、其他城市区县不同的特征，这决定了其市场体制性下社会矛盾的相对特殊性。同时，针对西城区特殊的社会矛盾，该地区不断创新体制和机制，积极和正确地对后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调处和化解；但是，西城区在社会矛盾的调处与化解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根据西城区的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必须以调解作为多元矛盾化解的主要形式。

北京市已经是一个超特大型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现代“城市社会”具有与传统“乡村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具体分析，北京市的生产方式以工业特别是服务业为主，中产阶层由此兴起和壮大，孕育出现代性价值观；都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都市文化、都市精神的发展，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市场化的推进形成了庞大和多样的市场主体，改变了传统的资源结构和机会结构，建立了市场规则，孕育了市场价值；行业、产业的多样化促使分工复杂化和职业多样化，不同职业群体逐渐成形，各群体因为处境和地位的不同而提出显著不同的社会诉求。城市转型引发了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调整，使城市社会中存在较乡村社会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城市型社会矛盾”，包括都市聚集性矛盾、都市空间性矛盾、市场交易性矛盾、专业服务性矛盾和科学技术风险等。城市社会的特征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再适用，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的特点而转型，即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的结构和构造与欧美国家的结构、 构造是明显不同的。从典型和比较的角度观察，欧美存在的是契约制结构，或者称为契约模式。它以个体主义为本位，不同个体作为主体讨价还价、相互承诺而结合在一起。东方特别是中国所存在的是一统制结构，或者称为一统模式。它基于先天的血缘力量或集体理念的权力力量，将人们结合在一起。 在两种结构的现代形式中，工人都是组成要素。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工人在两种结构中都处于相近的较低层次的位置;但是从结构构造和运行规则看，两部分工人的命运却有较大差别。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人的命运既可能因为所处分层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也可能因为结构本身和运行结果而不同。

本章尝试对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出一个解释框架或解释模型。

人力资源的溢出性和准公共产品性给农民工的培训和人力资源水平提升提出了特有的问题，也增加了农民工政策出台后各主体之间博弈的复杂性。诸多的投入与收益之间的错位导致投入不足，各方的投入都低于所得到的收益。农民工培训政策在各方“愿意投入”的限度内得到了执行，而“愿意投入”之外的巨大空间无主体进行填补，造成了政策执行的缺位和空白。如何破解溢出性和准公共产品性下的投入问题，是未来政策研究的突破口。

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是农民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农民工劳动价值和劳动地位的直接表征，具体涉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劳动维权、组织归属等劳动者权利。在这一章中，首先将分析说明国家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政策的实施内容和具体落实情况，然后结合课题组在广东、浙江、山西等三省份的调查发现，来说明农民工劳动关系在代际和省际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发现政策实施效果的成绩和不足。

本文对高校的市场化改革与高校教师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首先对高校正在推进的资金和人员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析了高校教师收入出现无序状态和差距过大的情况；之后阐述了教师们的心思朝向市场，疏离教学和科研以及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居无定所，生活福利贫乏的情况，从而导致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进入低潮期；最后探讨了扭转高等院校改革的过度化市场倾向的对策建议。

集体谈判是西方国家调节劳资冲突的重要方式。它在帮助劳动方平衡市场关系、实现产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集体谈判还是工会组织都已式微。我国近年来调节劳资关系，也采用了集体谈判这个工具。然而，其命运与西方国家几近相同。本文以全国及深圳市为背景，分析集体协商的当前困境，并探讨其发挥作用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