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已经是一个超特大型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现代“城市社会”具有与传统“乡村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具体分析，北京市的生产方式以工业特别是服务业为主，中产阶层由此兴起和壮大，孕育出现代性价值观；都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都市文化、都市精神的发展，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市场化的推进形成了庞大和多样的市场主体，改变了传统的资源结构和机会结构，建立了市场规则，孕育了市场价值；行业、产业的多样化促使分工复杂化和职业多样化，不同职业群体逐渐成形，各群体因为处境和地位的不同而提出显著不同的社会诉求。城市转型引发了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调整，使城市社会中存在较乡村社会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城市型社会矛盾”，包括都市聚集性矛盾、都市空间性矛盾、市场交易性矛盾、专业服务性矛盾和科学技术风险等。城市社会的特征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再适用，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的特点而转型，即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的结构和构造与欧美国家的结构、 构造是明显不同的。从典型和比较的角度观察，欧美存在的是契约制结构，或者称为契约模式。它以个体主义为本位，不同个体作为主体讨价还价、相互承诺而结合在一起。东方特别是中国所存在的是一统制结构，或者称为一统模式。它基于先天的血缘力量或集体理念的权力力量，将人们结合在一起。 在两种结构的现代形式中，工人都是组成要素。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工人在两种结构中都处于相近的较低层次的位置;但是从结构构造和运行规则看，两部分工人的命运却有较大差别。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人的命运既可能因为所处分层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也可能因为结构本身和运行结果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