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探讨村庄水分配的政治过程。根据水源和所涉及主体的不同，本研究分别从生产用水界面和生活用水界面对水分配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考察。具体来看，本研究要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在生产用水界面，选铁厂作为新的用水主体出现在村庄后，给村庄水分配格局的重组带来哪些影响；村民和作为外来资本的选铁厂之间的水分配机制和逻辑是什么。第二，在生活用水界面，村民之间水获取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社区内部水分配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三，村庄层面的水分配逻辑对重新审视主流的水短缺叙事有何意义。

人类的历史也是人与水的抗争史。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有关水问题的讨论覆盖了众多学科。本研究是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研究，旨在探讨村庄场域内水分配的日常政治。围绕研究问题，本章主要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四个视角，对水利与社会、水利与管理、水权与水市场，以及水政治与水攫取为主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在主流叙事中，农村工业通常被认为是农村发展的动力和进步的象征，展现的是“双赢”的理想图景，如“能就地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解决宏观经济中的内需不足问题”（李彦昭，2008）。对于披着“发展”外衣，隐藏在农村工业生产中的水资源攫取现象，应该追问和反思的问题是，“谁”在如何用“谁”的水，满足的是“谁”的发展？当地村民在水分配重组中的得失各是什么，他们是否有选择的空间？本章将从生产用水界面考察村庄内部的水分配结构变化，并试图揭示自然性水短缺表征背后农村工业在村庄进行水资源攫取的过程、机制及影响。

就宋村而言，由于村庄地处深山区，生活用水主要取自水井且处于一种“自为状态”（胡英泽，2006）。生活用水的水源和水获取系统的独立性，使得社区内部的水分配变化更多体现着社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变迁。本书第二章主要从生产用水界面探讨了宋村的选铁厂用水和村民灌溉用水之间的结构化关系，发现选铁厂用水是以牺牲村民灌溉用水为代价的。由于选铁厂和村民之间存在着经济依附关系，所以村民对选铁厂圈水的态度遵循着斯科特（2013）所提出来的“生存安全第一”的检验标准，村民更为看重的是“剩下了多少”而非“被拿走了多少”。尽管选铁厂圈占了村庄的很多水资源，但以地表水河水为主，并未危及村庄主要取之于井的生活用水。这也体现在当问起村民村庄是否缺水时，村民所意指的短缺主要是指“浇地”缺水，而非缺生活用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选铁厂用水对村民生活用水没有任何影响。选铁厂出现后，河水水量的减少不仅强化了村民对井水的需求，也在影响村庄生活用水获取的社会组织方式。本章试图在梳理村庄生活用水获取组织方式变迁的基础上，探讨这种转变背后的机制和逻辑以及支配水分配的价值和理念的变迁。

埃斯科瓦尔（2011：20）指出，“叙事是历史的记载，其中交织着事实和虚构的成分”。在关于水分配问题的探讨和表述中，水短缺往往作为不受质疑的前提和主导话语而出现。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分析和讨论中可以发现，水短缺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性短缺。位于山区的宋村虽然被认为属于自然性水短缺地区，但是在宋村生产和生活用水界面的水分配中，不同主体的水短缺体验是存在差异的。从认知层面来看，对水短缺的不同表征也意味着不同水分配理念的选择。本部分基于对水短缺主要叙事的梳理，旨在探讨主流水短缺叙事背后所遮蔽的水分配政治。

在Loftus（2009）看来，人类现存的水资源量及所拥有的技术和经济能力足以保证所有人的水获取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塑水资源分配的社会政治机制。水资源分配是一个政治过程，充斥着相关利益主体的竞争和协商，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水资源的最终分配方式，围绕水分配的价值和理念强化着具体的水分配方式（Kerkvliet，2009）。水短缺的自然化表征并不必然意味着水的资源性短缺，反而容易遮蔽水短缺面具下水资源的实际分配过程。即使在资源性缺水地区，不同主体间的水短缺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在宋村，私人选铁厂的出现在改变村庄水资源分配结构的同时，也在加速着村庄在市场化背景下的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迁，而这些变化在自然性水短缺的表征中是不可见的。本书在第四章对水短缺的“技术说”和“商品说”叙事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水短缺的本质是一个分配问题。本章将对宋村生产用水界面和生活用水界面中的水分配机制和逻辑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主义背景下被边缘化的农村水权进行讨论，并对环境法律的都市化以及主流政策话语中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反思。

附录对本书中的被介绍对象的信息以及主要采访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本报告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为考察区域，该镇自2014年开始实施“广西甘蔗二次创业”工程，主要表现为以“双高”项目（高糖、高产项目）推动和扶持土地集中连片经营，东门镇的社会经济变化为本报告提供了合适的调研基础。本文着重探讨了东门镇土地流转的主要类型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