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就像流淌不息的河，是万物之始与最后的归宿。——Rachel L.Carson追求永续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整体的共同目标。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能够持续地从大自然中获取足够的食物是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关键所在。依据不同的方式获取食物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也被称为生计活动，这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核心纽带。“适者生存”的自然铁律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环境行为，它不仅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选择适人环境（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human living）的行为，更是一个将不适人的自然环境改变为适人的人工环境（artificial environment）的行为。然而，这个过程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改变着自然本身，使整体性的自然环境向着越来越不适人的状态转变。这种不适人状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取食物的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

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在一般意义上，“传统”（tradition）是人们用来界定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定性词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其相对的词是现代。在时间序列上，人们很少明确地用传统和现代来划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一种模糊性用法，它们往往是基于某种明确划分标准的替代性词语。但站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角度，传统和现代是可以被明确划分的。托马斯·贝里的“生态生代”事实上就是这种划分的结果，只不过他是以人的生存模式来划分地球生物生代的。从本质上看，这种划分仍然是一种时间序列的表述。通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体现为两种关系：①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以畏惧自然的形式而存在；②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人以抗拒自然的形式而存在。以此类推，托马斯·贝里的“生态生代”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也可以从时间序列上概括为人类社会的传统、现代与未来。

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安东尼·吉登斯始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其具体表现是机器的应用。作为一个中介，人造的机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割裂了传统与现代。“造成目前破坏（指自然环境的破坏——笔者注）的最深层原因在于某种意识模式，这种模式确立了人与其他存在形式之间的彻底断裂，把所有权利都赠予人类自己，其他非人类存在形式没有权利，其现实和价值仅仅与人类对它们的使用相关联”（托马斯·贝里，2005：4）。这就是“现代”实践活动的逻辑。它区别于“传统”的地方就在于人把自己放到了自然的对立面，认为自己凭借发明创造的工具就能征服自然。但结果是不仅把自己放进了工具所制造的牢笼，而且也毁坏了自己生存所依赖的基础。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是人，”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泰戈尔作为一种环境行为，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与其行为实践所依赖的社会条件、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首先，捕捞主体——海洋渔民是社会中的成员，其意识与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行为实践的社会环境因素（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在特定的社会中有自我运行的逻辑。其次，捕捞活动的自然环境——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系统有自我运行的逻辑，同时它还因社会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变化。同样，海洋捕捞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也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特性。

“环境”是我们大家生活的地方；“发展”是在这个环境中为改善我们的命运，我们大家应该做的事情。两者不可分割。——格罗·H.布伦特兰，1987反思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本质特征。人类能动性的最显著体现就在于人会依据自我反思的结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1972年，“可持续发展”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提出并讨论，这是当年罗马俱乐部反思人类困境提出“增长的极限”（丹尼斯·L.米都斯等，1997）的结果。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此，全世界人都在努力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尽管在事实上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环境危机仍在恶化、无限增长仍在继续，但是，就如《增长的极限》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至少给予了人类走向未来的希望。

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W.I.托马斯默顿依据“托马斯定理”在研究中提出“自我实现预言”，这是本书研究的最大动力所在。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面前，笔者知道本书的研究结论所产生的设想（可持续海洋捕捞业），可能仅仅只是一个“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但是，受自我实现预言的思想鼓舞，笔者期望这个模式能成为一个“社会型自我实现预言”，并希望依据该预言所开展的社会行动能够得出一个美好的“非预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