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大规模扩散重塑了中国社会信息、技术、财富、权力、文化、社交等资源的运行逻辑和分配规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社会结构。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资本高度结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及其特有的“技术规制”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个体地位获得的方式和途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随着规模庞大和拥有巨额社会财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群体的崛起，各界越来越关注4个命题，即“谁掌握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他们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获得了什么，又做了什么？”“互联网信息技术究竟如何影响地位获得和社会结构？”“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由于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原则，这些命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本研究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通过文献分析和对技术批判学派、技术控制学派、技术未来学派、社会学理论学派的地位获得观的梳理，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地位获得的组成、内涵、本质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提出了“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地位获得研究假设。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对658名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地位获得的数据，建立专业技术地位、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3个地位获得模型，对“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地位获得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和讨论。研究发现，“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地位获得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高，受到了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的深刻影响，非制度性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传统的制度性因素影响力降低，新型的制度性因素影响力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地位、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位置。二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了资源的分配规制和地位获得机制，使个体能够突破政治、经济、教育、家庭背景等制度性因素壁垒，获得较高的地位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构成十分复杂。从整体的影响因素看，“工龄”“自费培训费用”“社会网络关系”均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非制度性因素极高的平等性；“英语水平”和“互联网平等精神”对专业技术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非制度性因素较高的平等性；“性别”和“互联网信息技术期望”对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深刻影响，前者体现了传统的制度性因素严重的不平等性，后者则体现了非制度性因素较高的平等性；“单位制”对专业技术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负向显著性影响，即体制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在地位获得过程中更占有优势，这种影响体现了新型的制度性因素较高的平等性；“教育分流制度”和“户籍制度”依然对职业地位获得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传统的制度性因素极高的不平等性；职业流动对职业地位获得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非制度性因素较高的平等性；“城市等级制度”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新型制度性因素较高的不平等性；在价值观念层面，“互联网自由精神”对职业地位获得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非制度性因素的平等性；由于资本的异化作用，互联网开放精神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负向显著性影响，体现了制度性因素较高的不平等性。四是非制度性因素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个体、技术及市场对资源的影响逐步取代国家和制度的力量。五是制度性因素影响虽然逐渐减弱，但新型的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逐渐显现。这说明，资本与政治的异化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社会关系方面，本研究发现：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经历了由不平等到相对平等的历史发展过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源是不平等的，但大规模扩散后的结果是相对平等的；二是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规制”实践，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资本和政治的异化，使技术环境始终保持开放和竞争的特征，实现了技术本身的进化；三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开放、平等、自由、共享”的“技术规制”对地位获得机制有深刻影响，且对资本和政治具有排斥性；四是资本和政治对地位获得机制有显著的异化作用，但这种异化影响不会完全扭曲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技术规制”以及地位获得的机制；五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技术规制”如发生较大程度的扭曲，技术环境活跃度就会降低，技术的创新发展就会受阻，甚至凋敝，地位获得机制将会受到严重冲击。从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视角，本研究以“社会共治”为理念，提出了技术创新推动价值实现、教育改革促进资源获取公平、制度改革促进价值实现、积极合作实现协调发展等建议，以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优势，减少制度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不平等影响，推动社会运行逻辑和资源配置以及地位获得机制的完善，使个体通过努力奋斗能够获得相应的地位，推动中国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