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治理技术如何切实落到科层（现有技术秩序）以形成合力，并集中呈现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研究对象、视角与目标，为此开展的田野工作和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梳理两类文献———技术治理及其在基层的表现。在梳理治理的历史沿革和技术的思想根源并剔除“技治主义／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的干扰后，技术治理的主要论题围绕技术本身的政治性、它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会带来什么政治社会后果等方面进行，大致对应技术批判理论、政治保守主义、福柯治理术等思潮。具体到中国场景，对技术治理的讨论始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韦伯确立的理性化两大原则即“可计算的法治系统”与“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为中国历来的治理困境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的药方。上述理论和经验资源，一起构成现有技术治理的三种研究路径：新技术在治理实践中到底能不能成功；行政技术到底是强化科层还是反科层；如何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治理术。落实到本文的主要经验对象即基层政府的民意调查，我们则要追寻以下问题：基层治理的困境是什么？作为技术治理的手段之一，民意调查为何被政府采纳？作为一种方法论，民意调查技术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本文建构了一个技术治理与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理论框架。技术、国家/政府、社会/个体，构成了技术治理研究的三足。技 术治理被界定为国家为“照看”社会，不断发现社会问题，并去解决它的过程。因此，社会问题、治理技术和科层（原有技术秩序）三者的递进关系成为接下来经验研究的方向。

本文讨论技术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科层内生的行政技术为例，分析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并嵌人到现有治理体系之中。其经验材料取自C街道的重大治理事件，主线是棚户区拆迁和全范围拆违。首先，治理技术的问题化机制是将基层问题从其社会背景中切割，嵌人技术程序的闭环之中。其中，问题界定阶段切断其社会背景，问题转化阶段进行标准化加工，成本收益原则让它纵向可比，最终通过项目化让它融人科层之中。其次，基层的各类治理技术的实施都依赖于少数几个组织构件的拼接。治理技术的运行，在组织过程中都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发布文件政策、成立领导小组、形成工作机制、锚定对象、明确目标责任并按照量化标准考核。再次，各个治理技术通过共享的组织构件而相互通约。参加治理高空抛物、“无违创建”、居委换届等不同事项的可能是同一批工作人员，用同一套宣传文稿的模板，工作方式也大同小异。因此，设计和实践的分离，让治理技术通过它们共用的组织构件而相互通约，最终相互赋权。

本文第一、第二节中，我们分别用思辨和数学两种方式具体阐述民调技术的复杂性化简原理；第三节则取材C街道夜市整治事件，设计一个民意调查的社会实验，讨论民调技术在设计和实施的两阶段分裂中如何保持严格性；在此基础上，第四节通过解读C街道两年民调的建构过程，证明各利益主体对技术程序解释权的争夺不仅无损于技术严格性，反而有利于民调各程序在基层的落地。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或展示的机制是：一项治理技术如何嵌入基层条块关系，并借此调动治理资源，与现有基层政治生态融合。为此本文首先研究了民调程序与基层条块的互嵌模式，其次分析民调如何调动基层治理资源，再次分析了民调如何融入基层生态，最后说明如何对待居民声音。

从问题引入到各部分的详细论证，本文的思路是由大到小，即从技术治理的原理，到它在基层如何表现，最后以观察一个治理技术嵌入科层并融入基层生态的过程作结。在行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治理资源几乎被行政垄断的现有体制下，一个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无论用到什么样的新式治理技术，最终都会通过行政过程来实施。因此，我们再次重申一个论断，即技术治理的运转机制，最终归结为由社会问题、治理技术、科层形成一个三重递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