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食推出的“惜食魔法袋”是国内专注于减少食物浪费的小程序，通过连接本地商家和用户，商家将当天没有及时售出、品质完好的余量食物放入魔法袋，用户通过小程序预定并获取食物，从而形成“商家+惜食+用户”的多方合力，共同拯救本将被浪费的食物。惜食通过扎实的研究和实践，深入总结反食品浪费问题的社会创新途径。凭借多元的合作网络、富有趣味的产品体系与互益的公共关系，惜食不仅创造珍惜粮食的社会价值和零损耗的商业价值，同时还倡导和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新风尚。

本文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研究》一书的绪论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系统概述，对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文献述评、资料与方法、篇章布局与技术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本文首先回溯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城市社区类型多样化背景下，政府为构建和谐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而主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历史进程和实践逻辑。随后，深入探讨了城市社区治理行动面临的复杂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着重关注在不同类型城市社区中，治理共同体是如何构建的，尤其强调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合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行动逻辑、行动模式与关键影响因素。接着，本文通过回顾现有文献，指出了先前研究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整合城市社区秩序方面的主要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本文阐明了研究的整体路径。

本文对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进行了严密定义，从而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经验材料的框架。本文开篇即对分类治理、共同缔造、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关键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确保了概念的清晰性。随后，基于对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理论的广泛回顾，引入了网络管理理论、行动理论和管家理论，特别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这两大主体在互动中的理性行动，并依此构建了一个旨在解释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综合分析框架。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行动动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理论分析框架的运用需要植根于特定的研究场域，本文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法，选取S市作为研究的场域。通过深入探究S市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本研究旨在探究该场域中关键行动主体的行为特征和思维模式。本文致力于深入分析S市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从而为后续的案例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专注Z区A社区这一村改居社区案例，深入剖析了其城市社区治理行动模式。A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村改居社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行动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在本文中，笔者详细描写了A社区在治理行动中的具体情况。尽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已经参与到A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但是A社区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治理共同体结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大多仅限于处理A社区的边缘治理议题，对于推进解决核心治理议题的准备并不充分。作为一个村改居社区，A社区在人际网络方面仍保留有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这使外源型社会组织难以融入社区的人际网络中，从而在推动解决核心治理议题时，面临较大的行动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对其私人利益的保护，使治理行动难以顺利推进。通过对A社区治理行动的深入分析，本文为村改居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起点，旨在帮助类似社区在总结A社区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遭遇较少行动阻力的治理方案，从而逐步推动社区公共性的增长。这对于优化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治理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重点关注P区W社区这一老街巷社区案例，深入阐释了其城市社区治理行动模式。W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老街巷社区，其在治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挑战具有典型性。在本文中，笔者对W社区的治理行动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从治理行动的成果来看，W社区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理共同体。然而，受到社区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活跃的社区社会组织稀缺等因素的制约，W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外源型社会组织，而非本土培育的内生型社会组织。政府与外源型社会组织合作，通过一系列社区有机更新项目，将社区营造活动作为激发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改善了社区的治理氛围。尽管如此，W社区的治理行动主要集中在改善社区硬件环境等表层问题上，而对于深层次的社区治理问题，如居家养老、精神障碍康复等议题，涉及较少。这种局限性主要源于深层次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项目制运作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合。因此，虽然W社区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进一步拓展治理行动的深度，以实现更为全面的社区治理。通过对W社区的深入探讨，本文为老街巷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治理样本，为同类型社区未来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提升这些社区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有效性。

本文专注C区F社区这一动迁安置社区案例，对其城市社区治理行动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探讨。F社区作为一个动迁安置社区，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理行动后，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治理共同体。由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日益活跃，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F社区的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活动取得了较大进展，不仅引进了多元化的慈善资源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中，还成功组建了活跃的志愿者队伍。尽管F社区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其治理活动在实践创新方面仍有待提升。面对诸如物业设施维护和房屋产权争议等传统的社区治理难题时，F社区仍然倾向于采取政府介入的行政管理手段，而较少运用社区协商民主的公共参与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区居民尚未完全形成协商民主的思维模式，仍然习惯于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来快速解决社区争议。F社区的治理行动为动迁安置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有助于这些社区在F社区的基础上，迅速构建自身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路径。

本文深入分析了K区N社区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形成的行动模式，力图提供一个翔实的普通商品房社区治理案例。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N社区已经逐渐演化成一个具备创新特征的治理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对社区治理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工作人员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为治理行动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容错空间，从而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然而，在N社区的治理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挑战。最为突出的挑战集中在涉及物业矛盾的公共议题上，解决这类问题往往涉及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之间的博弈。这种“三驾马车”模式下各方关系的平衡，是确保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基础。通过对N社区治理行动的深入分析，本文为普通商品房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引领性的样本。这对于其他同类社区来说，不仅是一个宝贵的参考，还为它们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自身治理行动，形成有效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指引。

在对比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案例的基础上，本研究深刻揭示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具备反思能力、理性思维及明确动机的主体在推动城市社区秩序整合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追求社区秩序的总体行动策略指引下，二者又表现出在具体实践中的细分行动逻辑的差异性。在这种双重行动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各类型城市社区的具体案例均能找到相对应的行动模式，而这些不同的行动模式背后均深受合作意愿与专业能力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的共同塑造。本文进一步深化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合作中所展示的核心行动、行动逻辑、行动模式，以及关键影响因素等多个维度的内在联系。其中，核心行动不仅是对参与主体行动历程的深刻剖析，还是对其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行动逻辑则深刻反映了参与主体的反思性思维、理性分析和目标导向的行动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背景下，基于对社区秩序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行动模式。这些差异化的行动模式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在关键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显示了在复杂多变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灵活性。

本文为《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研究》一书的结论部分，主要结论包括：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是秩序整合、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模式以非正式契约为核心、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合作意愿与专业能力。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价值共识、构建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日常惯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