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极具创新性和现代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于20世纪90年代率先从上海、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推广开来。一方面，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纳入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以来，第三方评估就与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相伴相生。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的快速发展，社工服务项目中出现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管理官僚化、专业性体现不足、独立性丧失、“指标绑架”等服务困境。例如，朱健刚等发现，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专业建制化等问题，使得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难以发挥足够的影响力。由此，声称能做到独立、客观、公正、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成为“检验”和“证明”社工服务实际成效的首选工具。从理论上来说，第三方评估能够起到规范专业服务、协调政社关系、促进项目改进的作用，从而使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实际成效得到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大多遵循“企业家政府”、“服务”而非“掌舵”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发展路径不断迈进。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创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在于改变政府的单一主体供给状态，转而由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并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伙伴关系”。由此，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模式得以发展。所谓“政府购买服务”，即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和中标者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这一浪潮随后蔓延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服务体系重建伊始。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时肩负着推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以及承接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众多使命。2004年，温家宝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张，其在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将“服务型政府”作为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服务型政府”意指遵循社会公正和民主，按公共参与和共同治理的法定机制和程序而组建起来的，为公民提供满意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政府。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必然也有赖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时代浪潮中，蓬勃发展起来。

同我国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X市社会工作发展也走过了将近20年的历程，也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再出发”四个发展阶段。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要研究范式，选择X市作为实地研究的观察点，并以X市社会工作协会承接的A区、B区、C区社工服务项目为主要研究案例。由于本研究中的第三方评估项目也属于政府购买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本文将详细介绍X市A区、B区、C区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项目，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X市社会工作协会的基本情况。

要想了解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及第三方评估项目的全貌，还必须深刻地了解所有“局中人”，即参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主体。这些“局中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自然会采取不同的理性抉择和行动策略，并扮演着不同的行动角色，由此形成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的独特格局——差序互动格局。

虽然X市A区、B区、C区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项目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相较于购买方评估、服务方自评等内部评估方式而言，第三方评估仍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一些积极效用。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规范项目管理、厘清项目定位、保障项目专业性、扩大项目影响力等方面。实际上，随着第三方评估的发展，个别发达地区的第三方评估已经开始强调事前评估、案例评估、服务对象口碑评估等更加全面的第三方评估方法，第三方评估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改进的过程。

不同于以往研究关于第三方评估失灵、失效等较为模糊的概念界定，本书更加清晰地将当前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归纳为形式化、功利化、片面化等评估偏差问题。评估偏差概念更强调评估结果和真实结果之间的差值，意指评估工作过程中对评估使命的偏离，以及评估过程中的差错。第三方评估偏差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第三方评估在实践中的客观作用。一方面，评估偏差强调第三方评估机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机制，其可能存在制度和组织因素导致的结构性偏差，甚至也可能存在无法避免的系统性或偶然性偏差，例如社会服务成效测量值几乎不可能百分之百反映社会服务的真实成效。承认评估偏差的存在，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第三方评估机制。另一方面，评估偏差的概念并没有过度批评当前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正如前文所说，第三方评估在规范项目管理、厘清项目定位、保障项目专业性、扩大项目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强的积极效用。只是，第三方评估的效用侧重于项目管理和短期绩效方面，而对于项目的长期发展、社工能力的提升、服务对象生活的改善来说，其成效往往难以达到预期。尤其是对一些难度较大且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项目服务创新性不足、社工流动性大、行政工作多、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成效不明显等问题，第三方评估往往也无能为力。

作为第三方评估的执行主体，第三方评估机构首先要为评估偏差现象负责。第三方评估机构X市社会工作协会在A区、B区、C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项目中表现出了较为迥异的评估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专业性，也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评估偏差现象。为何会形成这种有差异性的评估偏差现象？按照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方法来说，如果要充分了解系统行动，则应以系统层次之下的个人层次的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就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项目而言，必须重新回到微观层面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行动策略层面去剖析原因。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本研究发现，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X市社会工作协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评估方案、评估流程、评估程序，或者说形成了自己的评估范式。在这种评估范式中，蕴含着权责转让、成本控制、化繁为简等一些明显的行动策略。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行动策略可以部分解释评估偏差问题出现的原因，但第三方评估机构为什么会采取上述行动策略？或者说第三方评估偏差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果把第三方评估机构视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其行动策略及其背后理性价值的形成显然受制于生存环境。同理，寻找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行动策略动因，必然要重新回到宏观层面，深入地考察第三方评估机构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现阶段来看，第三方评估的合法性失衡、外部监督制度缺失、行业准入制度缺失等制度缺陷问题，是迫使第三方评估机构选择权责转让、成本控制、化繁为简等行动策略的主要原因。

针对已有的社会工作服务第三方评估研究，本研究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割裂性较强、缺乏内外部联动视角、忽略了中间变量等问题，之后又尝试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志愿失灵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等理论工具来分析第三方评估问题。但遗憾的是，上述理论工具都无法解决宏观和微观视角之间的割裂性问题，都难以构建一个深层次的、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漫长的思索和探究中，笔者偶然间回顾了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科尔曼链接宏观社会系统和微观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分析框架几乎完美地解决了笔者所遇到的理论问题。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将第三方评估机构视为一个追求“合理性”的法人行动者，进而建构出“制度缺陷—行动策略—评估偏差”的第三方评估偏差分析框架，并就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宏观社会系统的制约，例如法律、政策、外部监督机制等；二是行动者自身的规范内化，例如价值观、使命感等。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及笔者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应当从宏观社会系统以及微观法人行动者两个层面共同推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优化。因此，优化第三方评估机制，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第三方评估的制度体系，减少第三方评估偏差产生的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要规制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行动策略，以减少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此外，也要考虑第三方评估的理论范式创新和评估技术革新问题，以适应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对社会工作服务评估的要求。具体来说，对第三方评估机制的优化可以从完善第三方评估的制度体系、规制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行动策略、创新本土化的“共享主义第五代评估范式”、推动第三方评估的技术革新等多个层面共同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