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书《公共政策绩效的社会效应：以脱贫攻坚为例》的导言部分。本书旨在解释公共政策绩效的实现机制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规律。本书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以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指导下的脱贫攻坚为案例，探讨了其实施以来的治理过程、政策效果及社会效应。

本文对政策绩效、政策连续性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政府治理、中国贫困治理和社会认知形成机制三大部分的文献。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府治理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但是，也应当看到现有文献的研究水平和理论原创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亟须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三个重要方面实现突破。

贫困治理的理论分析内嵌于中国特有的治理体制。本文介绍《公共政策绩效的社会效应：以脱贫攻坚为例》一书定量实证章节的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构建两个理论模型：脱贫攻坚绩效实现的理论模型和脱贫攻坚社会影响的理论模型。

本文概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策实践和发展演变，并对脱贫攻坚时期中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进行了梳理。就贫困治理的制度设计而言，中国展现了中央政治集权与地方经济分权并存的特性。中央集中统筹，不仅设定了明确的脱贫目标和时间表，还通过脱贫攻坚目标责任制传递其政策意图和治理目标，对下级党政领导施加激励和约束。在下压脱贫攻坚责任至县级政府的同时，中央通过加强干部选任、考核和监督机制增强政治激励，通过创新党政正职稳定制度克服短期行为导向，并通过扶贫专项资金制度赋予县级政府财政资源和审批权限，最大限度地激励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目标。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脱贫攻坚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的制度基础，直接塑造着地方官员的行为决策模式。由于脱贫攻坚绩效是政府官员施政的结果，对脱贫攻坚绩效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必须嵌入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进行。

本文通过中国西南黄田县贫困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的纵向案例，用丰富的定性资料刻画了县级和乡镇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如何与上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互动，以及顺利突破地方发展要素短板，促进治理绩效持续生成的过程。对县级和乡镇治理形态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央自上而下的压力不断强化，但在一系列干部管理体制创新和官员稳定制度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在实现治理目标的实践中不仅是完成行政任务，还展现出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对辖区内贫困问题的综合治理，实现了对上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持续回应。芒果产业的发展是黄田县近年来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芒果产业的持续发展伴随着黄田县域经济的整体飞跃。分析发现，历届地方政府对特色产业发展的持续扶持是黄田芒果产业崛起的重要经验。前任官员获得提拔作为一种正向反馈，驱动着继任官员进一步强化对芒果产业发展的投入，这对维护产业政策连续性至关重要。此外，随着外部环境的演进和宏观政策导向的转变，地方政府也会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巧妙融入创新的政策元素以展现其治理思路的独特性，从而确保了芒果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短期内行政绩效的提升。

脱贫攻坚政策绩效的实现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政治因素。上级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经历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政策能否持久、稳定地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偏好和意志。本文以脱贫攻坚时期制度设计为背景，对“官员更迭—扶贫政策连续性—脱贫攻坚绩效”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通过大样本定量研究揭示出贫困县官员更迭影响治理绩效的深层规律和内在机理。研究进一步分析区域经济、官僚政治和县政府财政行为，揭示了官员更迭通过政策连续性影响宏观贫困治理结果的机理与过程。

尽管社会认知的形成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公共治理与公民认知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仍缺乏清晰解释。本研究理论探讨分析和实证识别了脱贫攻坚政策对政府治理质量认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宏观社会认知层面，脱贫攻坚对民众对于政府治理的认知产生了广泛的正向溢出效应。第二，在微观社会地位认知层面，脱贫攻坚对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和评价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导致个体主观地位认同下降。第三，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脱贫攻坚的政策过程和成效通过资源效应和阐释效应，增强了民众对政府良好治理的认知。

本文为书《公共政策绩效的社会效应：以脱贫攻坚为例》的结论与讨论部分。该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及其所引发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是塑造地方政府贫困治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地方官员稳定带来的政策连续性对于政策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脱贫攻坚过程及其成效在社会认知领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影响着公众对宏观治理质量和个体相对社会地位的判断。

本文为书《公共政策绩效的社会效应：以脱贫攻坚为例》的附录部分，包括黄田县基层干部的访谈提纲、黄田县政府工作报告分析（2008～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