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有“乌鸦”派（技术悲观主义）和“喜鹊”派（技术乐观主义）两种极端阵营。前者对技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灾难；后者则将技术奉若神明，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鼓吹技术是万能的。笔者对技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技术滥用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严重的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就与之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放弃技术，正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那样（Mol，2000），解决包括生态恶化在内的诸多问题，技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河蟹能成为一项产业，首先得益于相关技术的突破：“大养蟹”之所以可能，得益于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与养殖技术的大众化；河蟹产业之所以能重整旗鼓，则得益于生态养殖技术的突破。因此，河蟹产业的发展历史，也是技术突破与技术进步的历史。而技术的突破与进步，不仅仅是科学家智慧的结晶，更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反映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正如罗伯特·默顿（1986：20）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70年再版前言中所写的那样：“科学的重大的和顽强的发展只能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的条件。”技术的进步机制也是同样的道理，河蟹养殖技术的突破就是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市场与社会的需求也是水产专家科研的动力。①人工培育蟹苗技术诞生的社会背景是，市场上的河蟹供不应求，河蟹养殖有着极大的社会需求。20世纪80年代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国家对河蟹产业的重视，诱发了人工育苗技术的二次革新，促进了土池培养幼蟹技术的开发与进步。②生态养殖技术诞生的社会背景是，在河蟹产业成为农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粗放型养殖模式导致河蟹养殖产业陷入严重困境，亟待找到新的发展路径。随后，大公圩地区河蟹产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刺激了本土技术的研发和突破。
但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处于完全不同的维度，技术的应用过程是技术与社会相匹配的结果，其本质是所研发的技术如何为受众所接受和运用的问题。本章重在分析技术究竟是如何推广、如何融入社会、如何适应底层社会民众的。在此，笔者将先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技术的推广体系，再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