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采用纵向设计方法，基于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初中后的教育获得为切入点，分别从教育分流和轨道选择、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等方面考察前期职业期望对后期教育获得的影响。
对于每个人来说，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都是人生的一大要务。因为它不仅决定了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地位，而且对自我成就感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子女顶替用工制度的废除，劳动力市场竞争日渐活跃激烈，人们的职业选择余地明显增加，公平竞争机会也越来越多。子代的职业选择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父辈职业和家庭成分的严重制约。用工制度改革使得职业选择上的自由度明显增加。这给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带来新的活力。而在远大职业理想的驱动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早在20世纪60年代，Blau和Duncan就基于先赋性和后致性的个体流动机制，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进行了卓越的解释，并成为研究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的基本范式。71574833然而，该模型仅给出了因素之间的经验相关，却并未详细解释其中的内在影响机制，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证予以解释和证明。不少学者（包括邓肯本人）对布劳-邓肯模型进行了拓展。71574834而在众多衍生模型之中，以20世纪60年代末威斯康星学派构建的社会心理模型最具突破力。威斯康星学派认为，布劳-邓肯模型使用父辈的分层位置来解释子辈的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未能将社会心理因素纳入模型，而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包括参照群体、重要他人、自我概念、行为预期等）都可能对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智力”、“学业成绩”、“重要他人”、“职业抱负”和“教育期望”等相关变量纳入模型，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给出更详细的解释。71574835而Janssen针对职业期望的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职业期望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解释力。71574836近年来，Pinxten等的研究发现，职业期望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尤其是对教育分流的影响，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71574837尽管以往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却非常缺乏。
拥有深厚儒学文化底蕴的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就是众多青年的职业理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是中国父母的共同心愿。在这种宏观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职业期望不再只是个人兴趣爱好的反映，还是来自重要他人及生活圈层影响的职业认知，且是受到整个文化价值观念熏陶的结果。此时，职业期望在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中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偶然因素，而是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必然因素。跨文化比较研究也发现，亚裔青年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教育期望，71574838亚洲父母也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和更积极的投入。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职业期望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可能远超欧美国家。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当代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化和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高涨的职业期望是否真的能够增加个人的教育获得？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思考和检验。
本研究分别以父母对子女的职业期望以及子女个人的职业期望为关键变量，71574839通过实证检验前期职业期望与后期教育获得（包括升学与否、教育轨道和教育质量）的经验关系，来考察当代中国青少年及其父母的职业期望对教育获得的实际影响。由于当前的数据条件无法对职业期望与每个阶段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做全面的梳理，只能通过一个横截面来透视职业期望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因果联系，本研究选择非义务教育的转折点——初中后的教育获得作为切入点，来深度考察职业期望对教育获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