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人才”到技术工人

摘要：

罗阳是一位负责制程研发的工程师，原来在东北的某合资企业工作，干了三年之后开始动了出国的念头。当时她周围的朋友流行去日本，但为了学习英文，她选择了在当地报纸上发布招工广告的“新加坡某电子厂”。2000年她来到新加坡从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做起，每个月薪水1250新币，拿的是工作准证。刚开始工作她就报名参加了新加坡政府组织的一个英文培训班，半年之后毕业，取得了她在当地的第一个教育证书。此后，罗阳又参加了职工总会（NTUC，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主办的办公软件培训班。2002年第一个合同期满，某天公司安排她们排队在人力资源部门续约签字，发生了一件让她记忆深刻的事情。有一位操作工很喜欢新加坡，就问人力部门的同事她能不能申请永久居民。罗阳谈起来仍然记得那位新加坡同事的表情，她捂着嘴笑起来说“你们啊，没学历，没收入，10年内没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刺激，罗阳下决心一定要在新加坡读书。虽然已经在国内拿到了电子专业的本科学历，2002年她又报名在新加坡开始了一个大专课程的学习。可是就读之后不久，她有了一个回国机会，朋友介绍的在上海的某个半导体企业可以直接拿到工程师的职位，但为了完成这个课程她不得不放弃。到了2005年，新加坡政府在原来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和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之间推出了新的技术准证（Skill Pass）。这给了罗阳一个绝好的机会，她当时的薪水达到1800新币，再加上在新加坡取得的大专学历，维持了5年的工作准证终于换成了技术准证。回想起来，罗阳觉得新加坡移民政策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当她居留无望想回国的时候，政府推出了技术准证。罗阳是当时公司第一个拿到这种准证的员工。在此基础上，仅仅过了半年，2005年底她就成功地申请到永久居民的身份。按照当时的政策，之前的工作准证要是申请永久居民就等于在做梦。技术准证的要求比就业准证低，她努力之后就拿到了。她的一位朋友没有拿到技术准证，也没有在新加坡读书，所以就申请不了永久居民。这位朋友当时还在跟一个新加坡男性谈恋爱，没有结婚，对方也不能帮她申请永久居民，后来合同结束之后这位朋友不得不回国，两个人的感情也随之结束。有了永久居民的身份，2007年罗阳在申请硕士课程的时候，3万新币的学费中，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所在公司各支付了1万新币，大大减轻了她的压力。如果没有永久居民的身份，她就没有资格申请此类再培训的计划，不仅入学难，还必须自己支付相关的学习费用。在读硕士期间，罗阳认识了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两人2007年底的时候结婚。根据当时的政策，一个新加坡公民和一个不是永久居民的配偶是没有资格购买政府组屋的。这时候她的永久居民身份又发挥了作用，他们在2008年顺利地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调查时罗阳在新加坡的身份仍然是永久居民，她也没有申请公民的动力。因为丈夫是新加坡人，这样所有针对家庭的福利他们都能享受到。另外，她还是中国籍，也可以利用这个身份的某些便利。她和丈夫在珠海买了一套住房，计划将来去那里养老。按照她的规划，珠海在老家东北和新加坡之间，这样就可以照顾到两个家庭的老人，并且来往也会比较方便。罗阳这近十年的经历中，伴随着职业和教育的发展，展现出在新加坡政府所规定的社会阶梯上不断攀爬的过程。背后核心的是新加坡政府如何界定该国的国民资格，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社会福利和身份体系。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以前被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身份已经难以界定跨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公民身份的研究需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哈贝马斯就曾指出：“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直到摧毁民族大厦。”如此的乐观不知是否正确，但至少“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内部的张力日益成为一个问题。马歇尔在1950年率先定义了“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这一概念，即“被接受具有一个社会完全的成员资格”（a claim to be accepted as fu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但同时也提出疑问，市场经济所内生的不平等如何与这种完全的成员身份进行调和？“公民身份”这一概念的考察必须同国家结合起来，这个概念是指一个人与某个民族国家有天然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联系，并在这些联系之上发展出一整套的认同与庇护、权利与义务的体系。如果我们简单回顾这个概念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由种族到政治，并日益向经济因素倾斜的划界方法之变迁。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下，“公民”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视野下的个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所操弄的工具，国家在收取税收之后提供相应的服务；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将“公民”视为一个人对某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归属，并相应地包含国家对个人的庇护。具体来说，“公民身份”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成员资格，就是个体归属于哪个集团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就是“国籍”，同时涉及个体对于集团的“归属感”；二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主要表现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保障公民获得一定的权利，公民相应地必须承担责任，这构成公民身份的法律内涵；三是参与活动，就是公民通过社会网络或者国家的政治经济渠道参与到共同体的运作之中去，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达成互惠的结果。“公民身份”是一个划分边界的过程，也是个体自主地参与到同国家互惠关系建构中的过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口的大量流动带来王爱华（Aihwa Ong）所谓的“弹性的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中上层移民利用多国护照来促进他们的商业连带和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很好地展现了移民群体中对于社会身份的弹性操弄，也就是他们如何发展出一套策略来积累资本和权力。但不可否认，这里的弹性空间更多讨论的是民族主义框架下政治与文化、利益与认同之间的张力，是从个体出发的选择与策略。而在国家层面，公民资格的认定表现出来的是一整套的治理手段，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新加坡著名的组屋制度来说，新加坡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逐步推动现代化的政府组屋来取代传统的、族群化的景观，从而塑造出其认为有助于国族建构的基层社会环境。通过购买组屋的资格审查、组屋中族群比例的调配、组屋空间的规范性，组屋成为国民身份的象征符号。回到上述两种公民身份体系之间所存在的诸如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差异，所谓的“弹性”如何体现出来？

关键词：

新加坡移民政策技术工人“外国人才”

作者简介：

张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本科至博士阶段受训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其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联合培养。在《民族研究》《开放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