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世界做中国人

摘要：

肖青荷是一位工程师的太太，在新加坡一家食品公司工作。因为同新加坡社会的接触比工程师丈夫多，她经历过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某次在他们公司的档口，有一个中国人顾客和售货的新加坡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了口角。警察来了之后，那位中国女生一口英语，而且是流利的美式英语。后来拿出护照一看，她是中国人。肖青荷的老板从警察局回来之后就抱怨，明明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讲华语，讲的英语他都听不懂。另外一次，肖青荷的妹妹刚到新加坡工作，英语还不熟练的时候，需要确认对方公司的传真号码和电话号码。她打电话过去先说的是“hello”，然后就讲华语，结果对方不搭理她。后来她只好讲英语，但因为不熟练，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的。她一打过去对方就说：“你不要再打过来了，你们好多骗子，不要再打给我了。”在场的肖青荷接过电话之后就直接用英语沟通，然后就解决了问题。在肖青荷这样经常跟现实的新加坡社会打交道的人看来，一句“hello”的口音就能听出来是不是本地人。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华人社会，但是何为“华人”？何为中国人？华人性是一个什么概念？不能因为具有种族或文化上的联系就认为“我们”天然地都是“中国人”，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大于有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新加坡Chinese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与之相对的是马来人、印度人。有学者将华人分为PRC Chinese，Indonesian Chinese，Singaporean Chinese，Malaysian Chinese，Australian Chinese，American Chinese，Hong Kong Chinese，Taiwan Chinese，other diasporic Chinese。“华人性”（Chineseness）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既指称一种根据民族国家地域所划分出来的道德实体，也可以象征一种涵盖超国界无疆域的道德经济力量。前者是建立在中国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后者则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海外中国人离群（diaspora）的普遍认同。但是当代因为经济和人口的流动，地域和跨区的两套相抵触的观念被同时置于一个时空中，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都起着重塑文化意识的作用。空间、历史和实践的复杂决定了“做华人”（being Chinese）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中，在地情境会制造出多种多样的地区“华人性”，很难用一种离散认同模式统合起来。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但是种族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华人占据新加坡总人口的多数，但是由于微妙的区域环境，华人的身份与文化一直受到巧妙的管理。直到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再中国化”（re-sinicize）成为新加坡社会的重要特征。普通话、简体字，而不是闽南语与繁体字成为全社会推广的标准，有学者称之为“重刻华人性”（process of re-engaging Chineseness）。72197859举例来说，即使在建筑风格上明显具有中国特征的地理景观，也在不同时期被解释为不同的象征。虎豹别墅作为新加坡“华人性”的标志之一，在建立之初是殖民地中国社区成就的标志；但在新加坡国族建立过程中被当作种族多元的挑战；在中国崛起之际又被当作海外华人企业家精神的象征。上述政策的转变是政府基于经济发展趋势所做出的调整。但是在民间，新加坡社会与外来人口的关系日益紧张。一方面，新加坡社会本身正在发生变化，政治和经济问题促使更多人去反思“父爱式”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维持和治安问题等话题提供了人们讨论的素材。因为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对应其现有的族群结构，所以中国人是外来人口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引起的社会话题也较多。大多数工程师选择新加坡的时候，都把这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华人社会，天然地以为中国人在当地可以如鱼得水。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新加坡社会各族群，特别是公司内部不同的华人族群的交往互动，使得他们“中国人”的身份不断被确认。本文试图集中讨论华人群体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动，以及工程群体如何保持“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外在标签。

关键词：

新加坡移民政策中国人华人世界族群结构

作者简介：

张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本科至博士阶段受训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其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联合培养。在《民族研究》《开放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