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淡马锡：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流动与身份》结语

摘要：

作为本书主角的工程师们通过一条专业人才市场的运河进入新加坡。半导体行业这样的专业领域经由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发达的中介系统、持续的人员流动形成了跨越国界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就像一条连接各国生产地点的人工运河，将各国劳动力市场内特定的专业群体联系起来。工程师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在全球（至少是区域）内的专业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但是在这条运河之外，政治、社会障碍像连绵的山脉一样将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开来。半导体行业的工作技能、劳动制度、职业发展打造出一个个市场化的劳动主体，他们可以用高度商品化的应对策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但这种个体的自由建立在技术标准化、职业中介、行业渠道等多种机制之上，这些运河一样的基础设施帮助他们在不同企业和国家之间流动起来。而这些基础设施的结构性是由企业内部的劳动力结构与整体的经济周期所决定的，他们看似可以自由流动，却脱离不了这种流动渠道所施加的限制。与全球化时代的其他技术职业一样，他们的困难是结构性的，他们会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结构中。主体性本身就是被结构化的，跳出这个结构，他们的教育、资历和技术，这些保证其轻松流动的资本便面临严重的贬值。半导体工程师这样的技术移民在跨国就业过程中面临持续的结构性限制。移民作为一种来自当地社会之外的力量，国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活动将之转化为管理的对象，从而将其纳入治理范围并加以控制。但切不可过度夸大民族国家在技术移民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这一筛选机制既不始于民族国家的移民程序，也并不在此终结。从一个工程师准备移民开始，到他在移居地生活了数十年之后，这一机制可能都在发挥作用。其间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因素都参与进来，不断地确认他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技术移民的流动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筛选的结果，还必须重视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在跨国划界过程中的影响。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之外，移入地社会通过各种机制限制了他们参与当地就业机会的能力。不仅政府政策，民间也会通过舆论传播、族群关系等社会机制来强化他们在市场中的“非自由”，建立出一整套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地限制外来者参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这里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边界不再是有形的地理限制，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的政治身份、市场准入、教育（技术）认证或族群政治。正是因为这些边界的作用，移民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就面临一个从“非自由劳动力”到“自由工人”的持续跨界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从“外来者”到“本地人”的转变过程。但这种转变不是单向的，也有可能持续地被推向“外来者”，甚至驱离出去。同时，工程师们也在不断争取就业和流动的自由。过于强调跨越多重边界的劳动力资格确认，可能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人们的行为被视为结构的产物，而忽视了技术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试图提升自身的结构地位。在移民进入的过程中，公民身份的争取、社会组织的参与、生活习惯的模仿，同时也是协商社会和文化边界的过程。移民作为对象/主体的形成，是一系列“被制造与自我制造”相结合的互动结果。作为对象的移民在不断地发挥主动性以求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特别是跨国就业过程中的技术移民，他们面临的问题既不是完全结构制约，也不是充分的个体自主性，而是个体被限制在一个结构性的领域施展自己的理性。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劳动、身份和流动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其基础是由专业劳动力市场制造出来，但并不止于此。这样的基础设施如运河一般，当然不是天然的，而是新加坡政府、跨国企业为了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而制造出来的，并通过持续的政策调整、劳动体制变革加以维持。政府与企业合作打造了源源不断供应高技术水平、高流动性工程师的劳动力供应机制，当地社会成员也参与到维持这一机制运转的进程当中。身在这条运河上的工程师们则利用专业劳动力市场实现跨国就业和流动，争取更大的劳动自由，努力攀爬当地社会的身份阶梯，不断展现自身的能动性。结构性限制与劳动者能动性的交锋，塑造了半导体工程师们在新加坡的劳动、身份和流动，同样也影响到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企业、当地人与中国工程师们的互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展开，塑造了维持这种劳动力供应机制的社会边界。本书尝试提出“结构性自由”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跨国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多元主体制造出来的，表现为多重面向。

关键词：

新加坡技术移民群体“结构性自由”中国工程师

作者简介：

张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本科至博士阶段受训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其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联合培养。在《民族研究》《开放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