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有关妇女和医疗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女性身体和妇科历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台湾地区学者和北美学者的研究深受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影响，相对于大陆妇科历史学者大多沿袭较为传统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前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受到注意。当中又以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1999年出版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最具影响力，该著作是她长达20年对医学和性别历史研究的心血结晶。她在书中断言，早期历史中的“黄帝身体”乃雌雄同体，并且认为，随着一位男性医生陈自明在医学理论上的革新，妇科在南宋才正式被视为独立的学科。陈氏阐发了隋唐医师术士孙思邈最先倡议的见解，提出血气是妇女的根本，而女性之难治，尤十倍于男性。因此，男性妇科医生的关注点，开始集中在对月经的调理。其他学者亦探讨了在这种根本改变时期之前的历史，并尝试修正、挑战或补充费侠莉的结论。这方面，李贞德、梁其姿（Angela Leung）、Francesca Bray和碧悦华（Sabine Wilms）等的卓越研究尤其令人刮目。另外一些学者则侧重追寻帝国晚期妇科专家的传承历史，包括佛教竹林寺传统和汪机（1463～1539）（Joanna Grant）等。熊秉真亦对儿科和母子关系——特别它们在帝国晚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吴一立（Yi-li Wu）于2010年8月出版的关于清代妇科研究的著作《生育的妇女：中华帝国晚期的医学、隐喻以及分娩》（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费侠莉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吴一立提出，“帝国晚期妇科的思想进步，表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显著乐观态度上。这反映在观念上认为‘妇女疾病根本上与男性的并无不同’，也反映在训诲上劝人把妇女临盆看成是‘平常易事，乃造化自然之理’”。吴氏还注意到清代妇科存在很多不同的诊治方法以及市场因素对男性医生的妇科著作，诸如阎纯玺的《胎产心法》（1730）和假托亟斋居士所作的《达生编》（1715），在重刊、流通和普及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