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的视野重思中国戏曲史，是否能显示新的历史面向，令我们获得新的历史认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首先，性别视野能让我们更敏锐、深刻地看到传统文学的教化观念对戏曲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古代女性情感与生活的规范作用。而这应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特色与社会功能之一。从南宋到晚清，贞女节妇的身影在戏曲中不绝如缕，如《白兔记》的李三娘、《琵琶记》的赵五娘，她们守节尽孝，坚苦卓绝，允为女教楷模。就连属于社会边缘的上述“正旦”以外的角色，如《狮吼记》中的妒妇柳氏和《桃花扇》里的名妓李香君，前者终能幡然悔悟，以夫为天，后者大义凛然、训诫夫君，她们的言行亦被其创造者赋予了其时代中重要的移风易俗、劝善惩恶、廉顽立懦的目的。再现的实践系于书写的位置，在以男性及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学艺术世界里，女性的性别角色常被视作与家国福祉息息相关。因此，作家对女性个人“主体性”的探求，往往就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法则的强势笼罩下隐然退位；传统戏曲中许多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难免也就流于刻板平面。举例言之，赵五娘含辛茹苦千里寻夫，迎来的却是与牛小姐共事一夫的现实，其时她的心境，理应不如《琵琶记》所呈现的这般平顺单纯。此剧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名剧之一，六百多年来案头、场上传演不绝，其影响深远，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