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人们传递讯息、交流情感的主要工具之一。在中国古代，书信通称为“尺牍”。其义取于书写的材料与尺寸，“尺”指木简的长度，而“牍”则是古人在书写时用的木简。罗竹风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4册，第9～10页。诚如冯尔康所强调，书信“在写作的当时，是为实用；过后，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硏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44页。因此，其对历史探究的重要性不仅多次被学者一再重申，有关研究成果亦甚为丰硕。例如在总论方面，郑逸梅、胡传海和朱维青集中论述尺牍的历史发展；胡传海：《尺牍10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郑逸梅：《尺牍丛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朱维青：《中国通信小史》（台北：学习出版社，2011）。赵树功则从文学角度，讨论尺牍在不同朝代的转变。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此外，由于明清时期是尺牍发展的高峰，故学者也多强调明清尺牍的史料价值，林星垣：《明清尺牍的鉴赏及其史料价值》，《图书馆杂志》1990年5期（1990年5月），第52～54页；1990年6期（1990年6月），第60～65页；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硏究》，第290页；邹振环：《清代书札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史林》2006年5期（2006年5月），第175～184页。以及市场的流通量。David Pattinson，“The Market for Letter Collec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8（December 2006）：125-157；Ellen Widmer：“The Huan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6.1（1996）：77-122.至于书信具有“言事达情”的作用，更往往成为人物研究的重要材料。有关例子如下：林庆彰《毛奇龄李塨与清初的经书辨伪活动》，收录于《第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1991），第123～144页；张如华：《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曹操书信研究》，《文教资料》2009年30期（2009年10月），第4～5页。然相关著述繁多，不一一赘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尺牍”的探讨范围颇为广泛，但除了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明清女性书信、情书集外，参见Ellen Widmer，“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10.2（December 1989）：1-43；Kathryn Lowry，“Three Ways to Read a Love Letter in Late Ming，” Ming Studies，44（Fall 2000）：48-77；“Duplicating the Strength of Feeling：The Circulation of Qingshuin the Late Ming，” in Judith T. Zeitlin & Lydia H. Liu（eds.），with Ellen Widmer，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Cambridge，Mass.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pp.239-72；《晚明情书：阅读、写作与性别》，收入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390～409页。似乎从性别视野讨论尺牍史的内容，尚有更多等待开拓的议题。其中，大量刊印出版于20世纪初、专为女性学习写信而设的“女子尺牍”，有关“女子尺牍”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当中只有罗苏文在其著作中花了一节的篇幅集中介绍了《最新女子尺牍范本》的内容；至于季家珍（Joan Judge）亦只是以此尺牍指南，作为讨论清末时期女子教科书的其中一个例子。参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48～455页；Joan Judge，“Meng Mu Meets the Modern：Female Exemplars in Late-Qing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8（June 2000）：133-177。另外，温如梅就以《言文对照女子新尺牍》、《初学适用女子尺牍指南》、《新体女子白话尺牍》以及《新撰女学生尺牍》，作为研究近代蒙学发展的部分资料。参见其《近代蒙学的蜕变与传播》（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即有助学术界利用“性别”作为一项分析工具来扩阔尺牍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