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主流亲职论述在西方理念影响下，近二十年来衍生明显转变。然而，不同阶级位置的父母在使用文化资源时渠道有所不均，不仅形塑他们教养方式的差异，也影响孩子在改革中教育体制里的生命机会。透过对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父母的深度访谈与家庭观察，本文分析亲职叙事与教养实作的阶级差异。我赞同先前学者视教养为阶级再生产机制的观点，但反对将阶级化约为给定的结构位置，或默认阶级惯习的跨代延续。台湾个案凸显了父母承自原生家庭的惯习可能透过反思而转变，以及亲职作为一个协商阶级界线的社会场域。亲职日常实作充满了不确定与矛盾，包括教养脚本与亲子互动之间的落差以及家庭生活与学校期待之间的冲突。同时强调，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父母都不是同质群体，在教养策略与实作上存在内部分歧。透过父母资本总量高低（含经济、文化、社会与象征资本）以及追求益品倾向（偏重竞争流动或自然发展）两条轴线，建构出一个“亲职场域”来分析做父母同时也做阶级的划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