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它起源于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出版）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年出版）为这次浪潮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可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中的论述。它又与同时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相契合，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他学科的表现相类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对学科本身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倡导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尽管女性主义自身在社会学话语的批判与重建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也有各种评价，但学术界已经无法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如华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系列读本中，都包含着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2001年；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下），2000年；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000年。由于立足于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gender）视角，强调女性作为“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the Subject）存在的，人就是指男人；而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the Other）。由于女人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他者”，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男性主宰和统治的，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要使妇女走向真正的解放，必须摆脱“他者”的地位，成为真正“独立的女人”（参见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却看到了女性作为“他者”所独有的经验和价值，认为它可以克服男性经验所具有的偏颇从而成为更加富有人性的知识的来源。文中所说的“他者”就是指女性主义强调的女人相对于男人所处的边缘化的、陌生人的特殊处境和地位。女性主义社会学开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图景，这种尝试对社会学很具启发意义，西方女性主义也因此在学界获得了自己一块稳固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