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曾经被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保障人类福利的最重要的指标。这本质上是市场主导的路径，强调市场交换的产出及其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价值取向主要是竞争性的。但是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提高。在1990～201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以不低于8%的年均速度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呈U形的变化趋势。通过比较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公司、零点公司、亚洲指标调查数据库（Asiabarometer）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纵贯数据，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2012）发现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开始下降，一直到2000～2005年才出现转折，随后又呈上升趋势。鉴于这种矛盾，国际社会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集体消费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应当注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支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资源分配中的公平与公正。集体消费指产品和服务由国家、城市、社区等“集体”供给，以分配为主要摄取方式，比如公共住房、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Castells，1977；Warde，1990；王宁，2014）。人们对集体消费的参与及评估是提高主观和客观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除了由市场和国家那里获得福利之外，人们也从环境中获取福利。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大都以环境资源的“消费”为代价，造成了一定的生态后果，成为影响人类福利不容忽视的因素。“福利”与“环境”被捆绑到了一起，学界近年提出的“主观福利的环境效率”（Dietz et al.，2009）等话语即是倡导人类福利与环境消费之间的平衡。已有研究比较关注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强调从学科角度出发的经济、环境等单方面因素的作用，缺乏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本文提出一个主要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质量和个体生活质量构成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相关政策制度做出回应，也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强调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环境因素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此分析框架，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建立了生活满意度的解释模型，考察相关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首先阐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并构建分析框架，然后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并进行国际层面和历史层面的比较。这里，实证分析的核心是建立生活满意度的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层次模型。本文最后将讨论实证发现并探讨其在学术和政策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