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的分析说明，“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效果还是显见的，这也是该项政策获得美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大批人士支持与认可的重要原因。然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当时的EEOC要求那些曾经有过歧视行径的雇主放弃“择优录取”原则，转而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来招募雇员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与少数群体成员资历相等甚至更高一些的白人遭受“反向歧视”（Discrimination in Reverse）（Blumrosen，1968：489）。这种怀疑很快变为现实，并在1978年的Bakke案中引致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到普通民众的大辩论。此案宣判之后，种种质疑之声非但未能告一段落，反而随着更多带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激烈。“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呼声之大直接影响了各州政府的决定，最终导致部分州内带有明显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终结。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宣布，今后对所有涉及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带有族群意识的行为适用司法上的“严格审查”标准。此后，凡是带有族群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都需经过小心谨慎的设计。“肯定性行动”步入了“平等时期”。然而，那些积极拥护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人们很快站出来，指出现行计划的实施效果远不如前，提出应该恢复先前计划，而现行计划的拥护者们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