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市民群体萌芽于元末明初，但由于封建社会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军阀混战，它的发展进程延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我国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有序的、健康的。其后，指导思想产生了“左”的错误，经济发展出现了大起大落，新市民的发展也随之发生非正常的起伏。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许多农村劳动力弃农炼钢铁，城市经济急剧膨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成千上万的市民又被下放到农村。“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非农产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各类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人口城市化的走向实际上出现了倒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市民群体及其经济超常发展，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