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界的本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乔健教授认为：“由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的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从历史入手。自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注重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为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南派”研究取向上。“南派”人类学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相对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和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调查“扩张研究的材料，证而不疏”“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正如在50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20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正如黄淑娉先生所言：“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好传统，是在方法上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的。”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444页。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需要继承这种研究取向并多出精品，加强理论概括，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探讨，或许更能实现当年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