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口学家担心的是高生育率问题，并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使人类的生育率徘徊于2.1的更替水平上下。然而，不少国家或地区在近些年出现了值得警醒的最低生育率现象。本文将中国的最低生育率置于全球、亚洲视野中，并通过比较各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对其现状、趋势、特点、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低生育率的获得不是孤立与偶然的，而是受到全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生育转变的影响，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过程、模式和特点与全球及周边地区十分类似，并正在步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尘：不仅一些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维持着最低生育率，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遭遇了该现象。因此，在限制性生育政策推行30多年后，政府部门必须直面当今中国部分地区最低生育率的现实和大范围蔓延的潜在危险，及时调整生育政策，防患于未然，以避免难以逆转的、长期的、不利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后果。

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对许多个体来说，这种利害关系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生命周期。生育政策本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基本上都考虑到社会性别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强调男性的参与，突出了对女性权益的尊重和保护，对她们的健康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政策规则和政策执行过程往往存在巨大偏差。这包括政策本身及对政策规则理解的偏差，政策执行中由于种种因素而引起的偏误，相关政策之间不协调和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帮扶和宣传倡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偏误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导致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后果，包括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本文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出发，梳理生育政策（尤其是“一孩半”生育政策——即头胎生女儿的农村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出台的前因后果，分析后果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本文补充和发展现存相关研究。其一，对家务分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私人领域性别差异的现状、 原因及其与宏观经济背景的互动。 除了部分家庭和社会学学者外，学界一直都将私人空间当成 “私事” 而不予足够关注。然而，所谓的 “私事”或许具有很强的 “公共” 涵义。 其他研究发现， 私人空间的不平等可以影

利用1982～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文章对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女性的教育结果依旧低于男性，且存在明显的年龄、地区、城乡和民族差异，在教育领域已经实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的部分目标，但还有一些目标尚未实现。

本报告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主要对当前中国老年妇女(年龄界定为 60 岁以上的妇女)的人口、婚姻、受教育、经济来源、职业以及健康状况给以统计描述和简要的分析， 以期为学术研究和政府管理工作提供新的信息和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二孩政策只是生育政策的一部分，其推行的范围很小。由于缺乏足够的与其他政策地区的比较分析，故恩施州的调研结果不能概括为整个二孩生育政策的后果。从严格的学术视角，若要全面回答生育政策与上述问题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比较研究——将二孩政策与出生率、出生性别比、计生工作的关系与一孩政策地区、一孩半政策地区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从而了解不同类型生育政策的后果，判断哪一类的政策规则更具有时效性，更有利于缓解由于当前的生育政策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该课题的重要性。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即生育两个孩子（尤其是一儿一女）。中国的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强调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若包括本项目在内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二孩政策在保证国家总体规划与利益的前提下，顺应了民意，有利于计生工作的展开，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政府是否应该开始着手准备朝这个方向调整政策呢？

在生育政策面临改革之际，在未来生育政策走向的抉择关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对它们有了明确的把握与了解，才能更好地回答未来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等诸多相关问题。

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保障是他们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社会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福利，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