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对话主义的立场出发，澄清社会表征理论中一些重要但尚未充分阐明的理论问题。文章由五个部分构成，它们既彼此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第一部分针对社会表征概念“模糊不清”和“缺乏定义”这些批评意见作出回应，提出社会表征是对话式（dialogical）而非独白式（monological）的现象。社会表征概念是一种敏化性（sensitising）概念，而非确定性（definitive）概念。第二部分指出，“基耦”（themata）概念比“边缘—中枢”（core-peripheral）取向更适合在理论上阐明社会表征的起源、结构和动态性。第三部分论证了从“基耦”到其“实显”（pragmatic manifestations）的转换是动态和连续的过程，这种转换涉及锚定（anchoring）和具化（objectification）。第四部分呈现了作者有关中国人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的部分结果。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阐释并支持了有关社会思维与社会形态之间、社会表征的起源与其结构之间以及潜在基耦与其实显之间的对话性互依关系的理论阐述。第五部分提出，基于基耦概念，社会表征同时是以“支配的”（hegemonic）、“无约束的”（emancipated）和“争议的”（polemical）这三种不同方式互补性地进行共享和沟通，而这三种“共享”方式也是对话式地相互关联的。

社会建构主义的奠基人Berger和Luckmann（1966）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知识社会学》中指出，社会形态与心理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形态的急剧变革无疑会导致心理现实的相应变化，而心理现实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推动社会的变革。杨宜音（2006）《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一文（以下简称“杨文”），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提出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