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以及十八大报告有关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综合篇、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现状特点及推进思路，科学测算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成本，特别对巨型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和成本进行了专门测算，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管理、城乡公平就业、农民“带资进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当前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报告认为，城镇化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根本。目前，中国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快速稳定增长阶段，总量约2.4亿人，占城镇人口的1/3左右。但由于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2010年，全国按城镇非农业户口人口计算的市民化率仅27%，不完全城镇化率达23%，其中东部地区高达31.3%。综合测算表明，2011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40%左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超过2亿。未来应本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市民化进程，多措并举、分层分类做好市民化工作，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市民化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农村产权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词：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作者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密集区选择了一些典型城市，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对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从经济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仍不容乐观；从社会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正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调整和重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满意度普遍不高，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不强。

作者别具匠心地选择了社区情感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旁征博引地梳理、比较和归纳出古今中外学术界有关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情感和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理论及经验，并与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要“以人为本”的真谛。社区居民情感研究的实质是研究“社区人”，是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研究社区，对我国人本主义社区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意义。这部著作通过系统研究构建出颇具特色的地域社区和非地域性心理社区的社区情感研究理论框架体系。目前，对城市居民社区情感的研究非常缺乏，这部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承前启后之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以中国城市发展“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为主题，紧密联系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动向，对“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了回顾，对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趋势和调整思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报告》还选择了部分在城市发展方面进行有益探索的代表城市（区）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梳理了“十一五”期间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报告》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前4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但城镇化质量不高，仍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被高估。城市发展在规模扩展、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和谐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却较为缓慢。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尽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住分异加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大城市膨胀问题亟待解决等。“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今后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加快全面城镇化的进程，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矛盾发生转化，外部形势更加严峻、内部矛盾更趋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各类风险隐患发生的概率明显上升，我国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韧性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韧性城市发展之路，对于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大国治“安”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城市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引擎，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也使城市更容易成为风险策源地和灾损中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6》（以下简称《报告》）以“大国治‘安’之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方向，聚焦中国韧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共设计了总报告、经济韧性篇、社会韧性篇、生态韧性篇、工程韧性篇、国内经验篇、国际经验篇、城市发展大事记8个部分，分专题深入分析了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发展沿革、建设现状、问题挑战、制度建设、实践工作等，梳理总结我国城市在提升经济韧性、增强社会韧性、强化生态韧性和夯实工程韧性等方面的优势基础、发展成效和面临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研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下中国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及对策建议。《报告》认为，伴随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的提出，我国城市韧性建设不断增强，韧性水平稳步提升，低和较低韧性城市数量总体明显减少，中等及以上韧性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城市抵抗力、恢复力、创新力指数皆稳步上升，不同区域城市韧性水平保持稳定增长。城市风险度方面，整体风险略有下降，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短板弱项逐步完善；城市抵抗力方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明显增强，城市整体抵御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城市恢复力方面，扩大内需深化开放推动城市经济恢复，公共服务稳步发展增强社会恢复力，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系统提升生态恢复力，开展适应型城市试点强化基础设施韧性；城市创新力方面，创新投入不断提升，创新产出飞跃式增长，城市成为创新策源地和核心载体。《报告》同时指出，韧性城市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低和较低韧性城市仍占我国城市六成以上，韧性指数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具体表现为保持长期稳定经济增长能力有待提升、社会系统适应调整能力有待增强、生态系统的安全屏障作用亟待强化、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仍需筑牢、韧性城市规划和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纵观国际韧性城市建设经验，主要体现为：要制定城市韧性规划，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强化基础设施支撑，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重视多方协同合作，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组织架构；关注极端气候变化，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意识引领；打造创新生态系统，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内核动力。《报告》强调，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韧性城市建设正日益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韧性认知及理论工具逐渐从“复杂性”范式转向“抗解性”范式；二是韧性构建模式逐步从静态的被动防御转向动态的主动适应和全周期风险防控；三是韧性建设重点由强调城市物理空间安全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物理空间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韧性建设主体由强调政府主导转向推动“自然—政府—市场—社会”四主体协同；五是韧性治理机制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转向上下结合的多元、多向度、多主体联动。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报告》在分析研判我国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韧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即以抗解性理论构建新范式，彰显理念引领力；以动态适应性打造新模式，提升风险防控力；以分布式布局塑造新格局，增强风险抵抗力；以提质增量营造新品质，强化灾后恢复力；以创新驱动形成新机制，激发韧性创新力，以系统思维搭建治理新框架，优化韧性治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