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以及十八大报告有关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综合篇、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现状特点及推进思路，科学测算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成本，特别对巨型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和成本进行了专门测算，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管理、城乡公平就业、农民“带资进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当前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报告认为，城镇化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根本。目前，中国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快速稳定增长阶段，总量约2.4亿人，占城镇人口的1/3左右。但由于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2010年，全国按城镇非农业户口人口计算的市民化率仅27%，不完全城镇化率达23%，其中东部地区高达31.3%。综合测算表明，2011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40%左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超过2亿。未来应本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市民化进程，多措并举、分层分类做好市民化工作，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市民化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农村产权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词：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本报告分析评价了“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举措。“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提前实现规划目标，中国整体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区域差距不断缩小，城市群加快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但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质量还较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艰巨，城镇规模体系两极化倾向严重，城市无序蔓延现象更加显著，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十三五”时期，要紧紧围绕实现有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全面推进城镇化战略转型，以市民化为核心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为此，重点需要从有序推进市民化与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镇化规模格局和空间形态、建立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与集约利用等方面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区域发展方面，“十二五”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化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总体来看，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大成效，中西部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步伐加快，区域合作和开放取得了较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开始试点。随着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央已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并将海洋经济纳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框架，实行陆海统筹发展，由此勾画出“四大区域+经济支撑带”的区域总体战略框架。“十三五”时期，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形成东西联动、陆海统筹、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此，国家应以主体功能区和特殊问题区为载体，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进一步完善区域补偿政策，同时以创新、信息化和开放为驱动力，三轮驱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规划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十分关注，并特别指出部分特大城市存在诸如人口压力偏大、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空间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学界对特大城市相关研究的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为推动中国特大城市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即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然而，特大城市的治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其治理的策略、模式、方法、有效性等问题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以“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多维度、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特大城市治理的思路与策略，特别是针对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交通拥堵治理、贫困问题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治理、“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公民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等当前引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地推动特大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规模扩张。中国特大城市具有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就业贡献不断提高、建设水平较高等特征，同时伴生着诸如二元结构加剧、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凸显等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加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战略视野、全局意识、综合手段和针对性举措，要坚持“科学评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综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并举”的方针。针对特大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报告从以下方面给予重点关注。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报告认为城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治理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是倒逼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问题，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并认为改革城市治理结构、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培育社会组织是推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主要策略。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报告针对中国人口治理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对特大城市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的模式和经验，认为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应在去功能化、空间结构优化、人口合理疏解等方面进行治理，并提出适合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和人口治理的基本原则及实现路径思路。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拥堵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类型，分析了国内外治堵主要思路、实施效果和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创新性方案和政策建议，并对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特大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中国主要城市在治霾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包括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力度、加强环保执法监管力度、推进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推进大城市油品升级、研究探索区域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等在内的六大治理建议。特大城市房价治理方面，报告认为特大城市房价高上涨快的治理对策，首要在于稳。当前治涨最重要，治高要慎重。其次是顺，就是要顺应市场，顺其自然。好的房地产政策在本质上应该着眼于利用市场机制的修正。最后是调，原则应该是先顺后调，不能顺的领域才调，尽可能少调，而且多调顺少调逆。特大城市贫困问题治理方面，报告认为未来随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推进，需将扶贫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报告剖析特大城市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结合现行反贫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特大城市的反贫政策创新建议。特大城市“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方面，报告在分析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北京、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治理经验与利弊得失，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参与式治理”、“物质形态改造与社会形态治理相结合”、“妥善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等对策建议。特大城市的治理主体方面，报告认为城市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报告分析了公众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的作用和意义，对近年来中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项目，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104个贫困村和脱贫村开展了国情调研。每个样本村按计划在国情调研基础上撰写和出版一本调研报告，形成一套丛书。本报告是这个研究项目的总报告，由主报告、专题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是对样本村在脱贫攻坚大潮中的脱贫和发展进程的整体性呈现。主报告利用87个样本村的村级问卷调查数据和95个样本村的6391份住户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村庄调研报告中的资料数据，描述了2016年以来全国百个贫困村的基本村情、贫困状况、村级贫困治理和帮扶措施、贫困户致贫原因及到户帮扶措施、精准脱贫进展及成效。本报告基于福祉理论，将增进社区福祉界定为村庄发展的目标，提出从脱贫到繁荣性发展的贫困村内生发展思路和主线。基于内生发展思路，报告在户脱贫成效分析基础上，对样本村减贫和发展进程、成效以及内生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进而，报告总结了百村调研的主要发现、脱贫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繁荣性发展为愿景，提出脱贫地区减缓相对贫困、实现内生发展和促进共享繁荣的展望及政策建议。精准扶贫百村调研获得了大量实证性发现，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贫困村及贫困户面临明显的劣势条件。贫困村地处偏远，农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以传统农业为主；新型经营主体等经济实体少，集体企业少，集体经济收入低；小学和幼儿园覆盖率低，饮水和住房不安全比例高；建档立卡户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子女上学负担重，养老压力大；贫困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女性、贫困户、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村更低。第二，贫困程度较深的非建档立卡村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它们所获得的扶贫资源、项目更少，村内样本户对生活评价满意程度更低，对5年后生活预期消极悲观的比例更高。第三，精准扶贫经历了纠错、改进和加强的过程。早期的贫困识别以及退出都还不够精准，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帮扶措施的匹配程度低，到户帮扶措施对贫困户覆盖程度低。到2017年仍有不少错误要通过动态调整、回退、整改和巩固提升等方式加以纠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村的扶贫力度都得到了加强，贫困村发展短板不断得到补齐，建档立卡户得到的帮扶措施更加丰富，精准扶贫程度提高。第四，精准扶贫和脱贫取得了可验证的效果。村级和户级帮扶措施发生了很大的调整，投入资金也大幅度增加。脱贫村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明显优于非贫困村以及贫困村，脱贫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指标大大高于未脱贫户，其生活评价也同时高于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第五，脱贫成为贫困村内生发展的起点。2015年和2016年样本村实施了大量的公共建设项目、发展干预措施，出现了大规模发展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收入的苗头，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加强和改善了贫困村治理。样本村的五年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了大量宝贵的扶贫经验，与此同时，从面向未来的视角，精准扶贫在收官之际仍存在不少待解问题。本调研样本村形成的精准扶贫经验可总结为九个方面：一是创新与加强村级贫困治理，以驻村帮扶和党建引领为其核心；二是持续、全方位增加扶贫投入；三是不断优化和改善精准识别，尤其是采取了应纳尽纳的动态调整以及边缘户识别和监测；四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思路，建立纠错机制，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创新扶贫方式，瞄准脱贫目标不放松；五是坚持以发展减贫为主导方式，应当予以坚持，在艰难中开辟成功的道路；六是提升以扶贫对象为中心的精准脱贫政策集成性，使扶贫对象真正成为脱贫政策的中心；七是坚持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农户层面和村层面，是一种有利于自主脱贫和可持续脱贫的减贫路径；八是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开展扶志行动和精神扶贫，促使贫困人口转变观念，树立信心和愿望，消除依赖心理，自觉融入发展进程；九是实行脱贫后的巩固提升政策以确保稳定脱贫。本调研也发现了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不少都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而逐步解决。从面向未来的角度看，精准扶贫的待解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精准扶贫还不足以培育足够的内生发展能力；二是攻坚战不足以充分完成长期性扶贫任务；三是现行驻村帮扶体制强大但是不可持续；四是内生发展面临农村社区教育不足的短板；五是精准扶贫政策尚未解决延续或转换问题；六是扶贫产业、扶贫贷款及扶贫资产均存在相关风险。展望未来，本报告提出贫困地区遵循“三步走”路径以追求繁荣性发展的战略思路。第一步是通过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实现稳定脱贫，培育初步的内生发展能力；第二步是在稳定脱贫基础上重点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第三步是进一步追求共享的繁荣性发展。脱贫地区需逐步转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主，这是下一步反贫困的主要使命，主要对象是脆弱性、冲击性贫困人群以及老年人、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在促进贫困村脱贫发展问题上需考虑城乡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愿意城镇化定居的人和愿意返乡创业和生活的人都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未来，与减缓相对贫困同等重要的是要促进底层人口收入更快增长以及共享繁荣。基于上述展望，主报告提出了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建议：一是推动全面脱贫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二是完善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支持政策；三是建立“三支柱”减缓相对贫困战略和政策；四是设置脱贫“过渡期”，巩固脱贫成果；五是推动贫困治理常态化以及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专题篇共有七篇。专题一从村庄整体视角分析了样本村扶贫和减贫的成效、挑战与建议；专题二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角度分析了村庄贫困治理对改善乡村治理带来的贡献和挑战；专题三详细描述了样本户收入与消费的总量与结构特征，并分析了贫困农户收入和消费的问题与挑战；专题四以调研数据专门分析了中国就业扶贫和社会保障扶贫的政策和实践进展以及成效，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专题五分析了贫困村的教育现状和教育扶贫成效，也分析了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专题六讨论了健康乡村建设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专题七探讨生态扶贫实践，指出这是精准脱贫与生态建设的“双赢”之策。附录是对研究报告的有益补充，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百村村情，利用调研数据对样本村情况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有助于增加对样本村的了解；第二部分是附表，共有6个，既提供中国的贫困标准、贫困状况等背景性数据，也分类呈现样本村和样本户基本特征；第三部分是抽样调查所使用的行政村和住户调查问卷，有助于对数据的理解。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依据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已开始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这表明，目前中国已经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经济、人居环境以及居民生活消费模式等都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本书在对中国进入城市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城市发展必须走绿色繁荣之路，围绕如何实现绿色繁荣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所谓绿色繁荣，就是采取绿色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它是一种充满绿色的全面繁荣，是经济繁荣、社会繁荣和生态繁荣的有机统一。其中，“繁荣”是目标，“绿色”是“繁荣”的特性。实现绿色繁荣，必须以良好的生态和人居环境为基础，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 本书认为，在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为此，需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构建绿色经济尤其是现代绿色产业体系，推行绿色生活和消费方式，强化绿色管理、考核和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全面加快推进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型。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民生问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十二五”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指导思想，回顾总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民生改善的主要成效，并对新时期城市发展中的各种民生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生优先的城市发展思路，以及保障和改善城市民生的对策建议。本书还选取了部分在保障和改善城市民生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的代表城市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共同分享各地在推进城市科学发展中的经验和体会。 本书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发展中的民生问题正日益凸显，存在着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大城市交通拥堵、社会养老准备不足、城市贫困、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过大、社区医疗服务发展滞后、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新时期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和改善，走民生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应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行政管理制度，构建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着力解决城市民生中的关键问题，切实把保障和改善城市民生的具体措施落到实处。要通过促进城镇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减少城市贫困，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等措施，推动实现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民生幸福城市的目标。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承前启后之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以中国城市发展“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为主题，紧密联系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动向，对“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了回顾，对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趋势和调整思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报告》还选择了部分在城市发展方面进行有益探索的代表城市（区）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梳理了“十一五”期间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报告》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前4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但城镇化质量不高，仍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被高估。城市发展在规模扩展、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和谐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却较为缓慢。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尽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住分异加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大城市膨胀问题亟待解决等。“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今后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加快全面城镇化的进程，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23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对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05%，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为7.12%，与上年基本持平。第一产业对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率为5.94%，拉动GDP实际增长0.31%。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7.7%和12.5%，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004.9亿元，比上年增长8.0%，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上升到13.6%。2023年粮食总产量69541万吨，比上年增长1.3%，再创历史新高。粮食播种面积11897万公顷，增长0.5%，粮食单产5845公斤/公顷，增长0.8%。其中，玉米产量涨幅最大，产量达到28884万吨，增长4.2%。大豆扩面积、提单产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大豆种植面积1047万公顷，增长2.2%，大豆产量2084万吨，增长2.8%。小麦产量13659万吨，减少0.8%；稻谷产量20660万吨，减少0.9%。粮食主产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进一步凸显。主产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77.9%，对2023年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51.0%。2023年肉、禽、蛋、奶和水产品产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油、棉、糖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9641万吨，增长4.5%。其中，猪肉产量5794万吨，增长4.6%；牛肉产量753万吨，增长4.8%；羊肉产量531万吨，增长1.3%；禽肉产量2563万吨，增长4.9%。禽蛋产量3563万吨，增长3.1%。牛奶产量4197万吨，增长6.7%。水产品产量7100万吨，增长3.4%。2023年油料作物种植面积迈上2亿亩台阶，油料总产量3864万吨，增长5.7%。糖料产量11376万吨，增长1.2%。茶叶产量355万吨，增长6.1%。棉花产量561.8万吨，减少6.1%。2023年农产品贸易逆差收窄，主要农产品进口结构性增长。全年农产品进口额2341.1亿美元，下降0.3%；出口额989.3亿美元，增长0.9%；贸易逆差1351.8亿美元，同比收窄1.2%。2023年粮食进口大幅上涨，进口16196万吨，增长11.7%。其中，小麦进口1210万吨，增长21.5%；玉米进口2713万吨，增长31.6%；大豆进口9941万吨，增长11.4%；稻米进口263万吨，下降57.5%。食用植物油进口981万吨，增长51.4%。食糖进口397万吨，下降24.7%。猪肉进口155万吨，下降11.7%；牛肉、羊肉和禽肉进口有不同程度增长。水产品进口501万吨，增长10.6%。2023年农产品与食品价格整体稳中有降。全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比上年下降2.3%，是近6年来最大降幅；食品类消费价格下降0.3%，是2010年以来最小降幅。畜牧业产品和蔬菜价格降幅较大，是推动全年农产品与食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猪、牛、羊价格整体下降，生猪生产者价格降幅最大，达到14%，推动畜肉消费价格下降7.3%。受产量与进口量增长叠加影响，玉米和大豆第四季度生产者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2023年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7983元，增长6.7%，增速不及人均消费支出，带动恩格尔系数下降。2023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7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78%和32.35%。2023年涉农工业呈现低速增长态势，涉农服务业发展全面恢复。全年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0.2%、3.3%。纺织业、木材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下降0.6%、2.8%、5.8%，造纸业增加值增长3.1%。涉农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在75%警戒线附近。预制菜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存在市场监管不足和生产标准不统一问题。2023年，冷链物流需求总量为3.5亿吨，增长6.1%，但农产品产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食物流通渠道进一步多元化，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5870.3亿元，增长12.5%。全国餐饮收入52890亿元，增长20.4%，首次突破5万亿元水平。2023年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实际增长7.6%，涨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高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39，比上年下降0.06。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仍然偏低。农村高收入组家庭收入增长8.8%，低收入组家庭收入提升4.8%，收入分配不均衡状况加剧。2023年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较上年增加191万人，增长0.6%；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增长3.6%。虽然农村劳动务工有序恢复，但农民工规模和收入增速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175元，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拓展，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展望2024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困难和挑战，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压力。但是，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线，聚焦“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方向重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仍然较为充足。农林牧渔业发展总体保持良好态势，第一产业投资有望恢复增长，乡村消费扩容升级，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涉农产业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对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继续发挥支撑作用。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保持稳定安全供给，预计粮食总产量突破7亿吨。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供应充足，预计全年生猪供应量整体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正常保有量。农产品贸易规模基本持平，继续发挥保障供给和调剂余缺的功能。肉类、乳品、水产品和水果等高价值农产品进口增加，大豆进口增长速度放缓。重要农产品与食品价格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结构性波动。全年大豆价格保持低位运行，玉米、猪肉价格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食品制造业、冷链物流业、餐饮业等涉农产业规模继续扩大，但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仍不及预期，整体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在多项强化收入举措下，预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增长，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3万元左右，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下降到2.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