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西方学者们普遍认同进入老年期后人们更愿意待在家中，而更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这种“老年人离群索居”的论调广泛流传甚至成为各种老龄化问题存在的归因。反思这些研究，本文认为由于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对象、分析范围和分析内容上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得出相同的结论。本文基于以上反思以中国和欧洲14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时间利用为分析对象，以非经济领域作为研究范围，将居民自由时间中的各类分为“个体性活动”“外出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三类，通过单因素分析和Wilcoxon（Mann-Whitney）两样本秩和检验方法发现：第一，虽然中国老年人在个体性活动的时间花费在量上比青壮年群体多，然而其在自由活动当中的比重却比青壮年群体少；第二，个体性活动在自由时间当中比重较高是一个在生命每个阶段都具有的共性特征，而非老年人的普遍性特征；第三，中国老年群体相对于青壮年群体花更多时间参加外出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由此本文认为，尽管欧洲数据表明老年人是离群索居的，然而中国的老年人并非如欧洲事实和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离群索居”，相反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更愿意参加社会活动而非愿意待在家里独自打发时间。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来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城市融合。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加速了城乡关系的变动，数以万计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断放松束缚的制度变革中开始跨越城乡的边界，带动人口的空间再分布和身份的再定位，这无疑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进入21世纪，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辐射作用以及所造成的广泛影响日益增大，如何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的未来走向以达到农业转移人口的有效秩序构建，完成中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关键问题之一。

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

对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学者关于这个群体多面向的思考和讨论。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和政策，城乡二元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等问题。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社会认同、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水平测算方面。实际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三个关键问题，即市民化地域导向（能不能接纳农业转移人口——小城镇发展战略还是大城市集中式发展）、市民化对象确定（让哪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地非农化还是异地非农化）和利益关系调整（易毅，2013）。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城市融入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宏观制度层面，政府针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意见》等众多政策条例相继出台，为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尤其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渐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现阶段，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显示出政府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极大诚意和为农民创造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平等机会的重大决心。我们看到，户籍制度改革虽然确定了目标城市和对象群体，但实际上，农民的落户意愿才是决定户籍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劳动关系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入户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尤其是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后，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学术界也随之掀起一股探讨户籍制度改革的热潮，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

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市民化问题，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合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需求出发，从服务管理入手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