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协商是民主协商在基层得以实践的关键领域，是推进社会基层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重点介绍广州市城乡社区协商的现状，就本市发展的社区协商路径进行分析，主要是党委引领多元协商，居民理事会、居委会牵头搭建议事平台的组织架构，其他主体平等、理性参与民主协商。随后，分别列举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总结其因地制宜的多样化实践探索与成效。虽然广州市城乡社区协商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依照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两个结合”、搭建“三级平台”、构建“五项机制”的基本原则是今后推进城乡社区协商的重点。

2008年7月，我第一次进入南苑。南苑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一幢幢色彩斑斓的楼房错落有致，其东北角跟西南边一大片是政府近年来统一规划布局的全新廉租房，其他地区则为1990年代建成、楼龄相对较高的解困房。南苑绿化面积充足，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多条到达市中心的公交线路，距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路程。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1〕30号）指出：“住房建设应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积极组织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住房，优先解决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1995年，建设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5〕6号），印发《实施国家安居工程的意见》（建房〔1995〕110号），将解困安居的国家安居工程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并指出：“建成的国家安居工程的住宅，要按照《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中的规定，直接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优先出售给住宅困难户及危房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危房户。”1998年，《关于继续做好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实施工作的通知》（建房〔1998〕76 号）指出：“国家下达了 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建设规模为4873.23 万平方米。”作为1990代Z市三大解困小区之一，南苑的初步建成即是这一系列政策的直接成果。199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明确城镇廉租住房的来源有：“（一）腾退的并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标准的原有公有住房；（二）最低收入家庭承租的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建筑面积或者使用面积和装修标准的现公有住房；（三）政府和单位出资兴建的用于廉租的住房；（四）政府和单位出资购置的用于廉租的住房；（五）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六）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采用其他渠道筹集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其中，第六条作为大力兴建廉租住房的依据，在2000年尤其是2006年后，Z市在原先的解困小区及分散在全市各区域的零散地带新建了一批廉租住房。根据《Z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和《Z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Z市在规划期内廉租房需求量为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新社区住房需求量为840万平方米，并要求在规划期内供应廉租房60万平方米，新社区住房54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300万平方米。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的首要领域。社区饱含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学观察社会的天然场所。对于社区的大量研究则充满着对好社区的向往，以及对以往温情脉脉的共同体的怀念。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区研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肖林，2011），反映了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代变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以及个人、群体的社会心理等的重构，等等。转型中国的巨大变化也促成了社区研究的多样化，不同的理论逐步发展，寻获自身的研究定位。理论家们对社区有着不同的定位，形成了多重空间中的社区研究。在社会剧烈的变迁下，城市社区已然成为重要的社会实验室，在不同社区中我们能观察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变化。社区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社区消亡、存续、发现等不同的理论观点都能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找到依据。社区贯穿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化（国家-社会关系）到微观的个人行动（维权、抗争等）的连续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将社区界定为多重空间的集合，嵌入社会宏观情境中。社区是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是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本章主要阐述贯穿全书的理论逻辑，并简明扼要地评价相关的理论和观点。

“对于城市的分析必须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分析中”，强调不同层次情境的作用（Pahl，1969），社区所处的外部社会结构对社区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广义的政治经济过程是研究人们的社会行动的出发点（Tarrow，1998：18），对于社区过程的研究也需首先回到宏观的社会进程中，再对中观的社区进行分析。

社区性指一个社区所呈现的多方面性质，包括人口、空间和组织三大要素，区分为内在的社区共同体和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维度（黄晓星，2011）。社区性是邻里社区形成的基础，对社区的研究应该回到社区本身去探讨。

业主维权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的热点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权利等的生长点，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孟伟，2007）。居住是人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内容，是最大的政治（郭于华、沈原，2012），而这往往涉及法律等相关议题（陈鹏，2010；刘子曦，2010）。业委会及社区中的物业运作被视为市民社会产生的重要渠道（夏建中，2003；张静，2001；张磊、刘丽敏，2005），其中较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是法律文本中的民主性、自治性条款，因此，业委会合法占有社区代理权。

2004～2008年，政府接管南苑，对物业管理采取放纵的方式，物业管理费成为一笔坏账，物业公司的亏损由国家承担，同源物业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相安无事。社区抗争的重点发生变化，从要求社区代理权转而要求“相邻权”。社区邻里期望联合起来，对社区空间进行干预，这体现在肿瘤医院的建设问题上。空间重构是新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体现了发达国家1960年代以来城市的变化（Castells，1983；Lojkine，1977；Mingione，1977；Pahl，1969；Rex and Moore，1967；Rex，196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空间重构也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政府的整体规划（住房商品化、拆迁等）直接引致空间重组。在此过程中，社区很难自成一体，而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被卷入空间生产趋势中。在工具理性指引下，政府对城市区域进行调整：在中心城区建设商业区，在边缘地带建设保障房；社区内部（楼层高度、楼间距、配套基础设施等）也被纳入规划之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当规划安排影响到居民生活时，后者则从沉默转向抗争，社会运动往往“质疑空间之使用”（Lefebvre，1979），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空间正义。在谈及空间的社会性时，空间被定位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呈现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地图（Mingione，1977）。

国家在不断地调整社会治理的思路，使基层社会能够自治及发展。业委会涉及民主、自治的特征，促成新的公共空间，业委会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基层结构的根本转型（张静，2001）。但自治体现在文本的政策规则中，现实情境未能自动转换。转型期，社区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多元化的、外在的社会力量，如政府部门（核心）、企业等。社区外部社会控制结构和社区共同体是“社区性”的两个维度。政府基层策略行为的另一极是社区的策略性回应，政府的基层策略有可能消解社区共同体，也有可能在控制的过程中使社区产生“抗拒性认同”，而形成社区共同体。主体间的利益分化是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的核心变量，权责型参与者（街道办、居委会、区级政府部门等）之间存在利益分化，生计型参与者（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之间存在利益分化，二者之间也存在利益分化（王星，2012）。

至此，南苑社区发展的“故事线”完整呈现，这是一系列将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社区故事，是将个人通过利益、情感联结在一起，进而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相斗争的故事。在十几年的社区历程中，社区随着国家基层策略的变化在权变地发生变化，从物理空间转变为具有社区感的共同体，从凝聚转向分化。社区嵌入于更长时段的城市变迁中，嵌入于更大范围的社会中，要求我们在持续的过程-事件发展中去把握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