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个社会中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遵循的一套行为准则，它一旦形成，便会牵涉依据其进行的各种道德判断。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忠与奸、正与邪、是与非、对与错都是我们对人对事所形成的道德判断；反过来，这些道德判断又将进一步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Haidt（2008）更是从一个综合视角概括了道德的地位和职能，他指出：道德系统是一个包括价值观、实践活动、习俗以及不断演进的心理机制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它们共同作用来规范或抑制人类的自私行为，使社会生活中的合作行为成为可能。

西方有关群体事件行为动机的一种经典解释基于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群体事件数量的增多主要是由于行为参与者对于经济利益的关注。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群体事件数量在上升，可能是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度提高所致。本研究根据谷歌图书中包括的中文简体字版的正式出版书籍，通过 Google Ngram Viewer分析工具考察“公正”与“经济”两类关键词的词频变化趋势，探讨1993～2008年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相关价值观的发展规律，从宏观层面对上述两个对立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验证了前述两个假设：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平正义，而对于经济利益的关注度则在降低；②近年来群体事件数量的增多，更可能是由于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而不是由于经济利益所驱动。

自我决定理论根据目标的内容将其划分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两类。内部目标把个体内在的自我发展和成长的需要作为追求的目标，这些需要的满足能促进个体的人格及认知的成长与完善；外部目标把获得外部奖赏或社会赞许、通过获得外部的价值给别人留下良好和深刻的印象作为追求的目标。本文探讨了不同的目标追求对幸福感的影响。通过手机客户端问卷宝调查了15870名用户，结果发现：内部目标的追求可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尤其是意义幸福感，增强积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与身体健康呈正相关关系；而外在目标的追求主要增强享乐幸福感，但同时提高了消极情绪体验，降低了积极情绪体验，也与身体的不良评估相关联。对于内部目标的追求总体上带来了个体更高的身心健康水平。

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物质拥有和财富积累重要性的个体价值观念。本文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责任、孝道焦虑（包括孝道能力焦虑和孝道情感焦虑）、日常照顾老人行为、亲子关系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法调查了780名山东省烟台市的中青年样本，结果发现：①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责任无显著相关，但与孝道焦虑显著正相关，高物质主义者的孝道焦虑显著高于低物质主义者；②进一步分析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与孝道能力焦虑显著正相关，与孝道情感焦虑无显著关系；③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功利成分显著正相关，即高物质主义者更认同和接受孝道中的互惠成分；④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亲子关系满意度有一定负相关，与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低物质主义者的亲子关系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物质主义较高者。

本研究从五个维度探讨死亡态度：死亡恐惧、死亡回避、死亡中性接纳、死亡趋向性接纳、死亡逃避性接纳。调查发现，不同代际群体在死亡态度上存在差异，总体趋势表现为，较年轻群体的死亡恐惧较高，“60后”群体的恐惧感有所下降。其中“90后”群体对于死亡的中性接纳较低，“70后”与“80后”群体对于死亡的中性接纳较高。宗教信仰对于死亡态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死亡的接纳上。有宗教信仰者对死亡的逃避性接纳和趋向性接纳更高；无宗教信仰的个体对死亡的中性接纳更高。但不同宗教对死亡态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相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人们对于死亡的逃避性接纳不断降低。健康状况不良的个体死亡恐惧感更高，对死亡的逃避性接纳更高；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对于死亡能够理性和中性地接纳。安全感更高的个体死亡恐惧更低，对死亡的逃避性接纳更低；幸福感更高的个体对死亡的逃避性接纳更低，对死亡的中性接纳更高。

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价值优先排序上更看重自主表达、民主参与以及人性化的社会等内容。调查发现，①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均值为2.08±1.12。六成以上受访者为偏物质主义价值取向；1/3以上受访者为偏后物质主义取向，其中1/10的受访者属于后物质主义类型。②在国家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受访者认为重点依然是发展经济、维持秩序等物质主义目标。不过，建设人性化的社会、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等后物质主义目标逐渐受到民众的重视。③“90后”群体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高；“新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高；职业层级越高、个人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主观社会阶层评价越高的个体，倾向于秉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国家认同有弱化作用，对社会救助行为和对社会问题干预有强化作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与此相应，人们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甚至是“拜金主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向我们走来。日常生活中随处听闻这样的例子，从“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坐自行车后笑”的马诺，到近期调查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中，六成人表示想嫁“富二代”的价值观（广州市妇联，2010），再到媒体中充斥着的各种高档奢华的广告和炫耀性消费。这些现象不由得令我们思考：为什么物质主义会在当代中国环境下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何规律可循？它能给大众带来幸福感吗？如何指导大众建立健康良性的消费观和生活模式？西方在物质主义领域已经积累了较多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物质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张红霞、王晨，2003；李静、郭永玉，2008b；李鹏举、黄沛，2010）。不过，目前阶段中国学者着重于回顾与总结国外研究成果，真正在中国背景下针对物质主义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章意在探讨物质主义的心理成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未来的实证研究方向，并希望通过对物质主义相关内容的梳理，为指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开启健康的生活模式提供一些启发和引导。

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说获得了学者的广泛认同，这种观点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强调物质拥有重要性的个体价值观，并指出高物质主义者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快速转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并轨，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在迅速改变。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交会和对峙，也带来了当代价值观的剧烈变化。反映在物质主义价值观方面，同样可以看到两种截然对立的影响正在激烈碰撞。一方面，社会在谴责“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提倡可持续发展，强调在考虑“需要”的同时，更要重视对“需要的限制”。另一方面，社会又在鼓励人们增加消费以拉动经济，商业机构千方百计地利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获得盈利。这些拉动经济、刺激消费的举措进一步助长了当今社会追求时尚、挥霍浪费、炫耀消费、相互攀比之风。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占全球的27.5%，首次超过美国并仅次于日本，名列世界第二。全球的奢侈品大公司纷纷瞄准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中国市场人口基数大，奢侈品消费者的绝对数量多，也是因为，为数众多的国人似乎都在尽情享受从高档消费中所获得的快感（吴琦幸，2007）。益普索公司（Ipsos）近期的一份调查数据进一步指出：在被调查的20个国家中，中国成为最为物质主义的国度。当问及是否“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界定成功”时，71%的中国人回答“是”，而全球平均比例为34%。对于“我对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一题，68%的中国人回答“是”，而全球平均比例为46%（Xie et al.，2013）。种种迹象表明：当今社会似乎越来越看重物质和财富，将其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认为它们是追寻快乐和幸福的源泉。然而，人们真能从对物质的追求、奢华的享受中体验到快感和幸福吗？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底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本章试图通过课题组完成的几项研究分析和概括我国当前环境下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状和特点，并对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和人际关系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在客观理解物质主义的特点及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期望指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利影响，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