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模型假定三种道德情绪（轻蔑、愤怒和厌恶）都是由对于特定道德领域（社会性道德、自主性道德和圣洁性道德）的违背而引发的。本研究认为这种道德情绪联结可以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解读。为此，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验证了CAD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适应性，以此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研究1采用自编的174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西方面孔表情图片测量情绪反应。结果显示，量表的有效性和CAD模型都只得到部分验证，这可能与用表情图片测量情绪产生的混淆有关。研究2采用修订的156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亚洲面孔表情图片和文字测量情绪反应。结果表明，修订的量表适用于道德情绪联结的测量，在中国文化背景中，CAD模型同样成立，同时，用文字测量情绪的方式要优于用表情图片测量。

青年群体的思想动向、精神状态，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本研究分析了18～44岁青年群体在当前生活中的主要压力来源，以及赖以应对各类压力的社会心态因素。对2022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6017名青年居民数据的分析发现：①我国青年的压力来源广泛，最集中体现在物价、医疗和交通问题上。压力来源在性别、城乡、受教育程度、代际维度存在差异。②青年群体的整体安全感、信任感、社会支持程度、社会公平感、社会流动感知和奋斗信念均对缓解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幸福感、奋斗信念和生命意义感可以构成积极的社会心态，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促进其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本研究通过对2022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10071名居民的数据分析，探讨了民众积极社会心态的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民众积极社会心态处在中上水平，但其中生命意义感相对较弱。不同群体的积极社会心态水平有差异，“90后”和“00后”青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积极社会心态水平较低。个体层面，成长型思维方式有利于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社会发展环境层面，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流动感知的提升，能够促进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本研究以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提出将社会安全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感作为人们对需要满足的评估，构成社会心态的行为动机成分，同时，结合社会结构对需求满足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570名网民的网上问卷调查，分析了人们需求满足的现状和其在社会阶层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四种重要需求中，网民的社会支持感知相对较高，其次是对于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对于社会安全的感知最低。收入较低、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网民，安全感较低，信任感较差、公平感较弱，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较少。

本研究分析人们面对拆迁补偿、司法执法、贪污腐败、工资、环境污染等相关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特点和影响因素。采用2016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KDnet Social Mentality Survey）前期的15869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们面对不同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存在差异，整体上倾向于积极应对，较少采取消极应对。应对策略的选取与社会心态中的主观阶层认同、社会价值观、社会支持感和社会公平感均有关联。具体而言，对于研究中探讨的多数社会问题，中间阶层认同、权力平等价值、计划未来价值、强社会支持感和高社会公平感可以促进积极应对，减少消极应对。

本研究从多重社会认同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与群际知觉的关系。对云南省昆明市和昭通市643名汉族和364名少数民族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又存在显著差异。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类型主要包括四种：整合型、民族型、国家型和弥散型。居住环境影响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群际知觉因民族-国家认同类型不同而有差异。

以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为参照，本研究从司法政治公平、区域待遇公平、教育制度公平和资源分配公平四个方面探讨了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特点及其社会心理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领域看，教育制度公平感最强，其次是司法政治和资源分配公平感，区域待遇公平感最弱。公平感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不同领域公平感会产生广泛社会心理效应，影响社会总体公平感、地方政府工作评价、社会信任、生活水平预期、国家实力预期、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情绪。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接入互联网并构建了独特的互联网文化。本报告通过典型现象描述老年人的互联网生活，包括互联网相关硬件与功能使用、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鸡汤养生文偏好以及互联网受骗。数据来自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和多个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研究显示，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参与程度受到已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但是，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态度、认知和理解也在其互联网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老年人对互联网的认同以及开放、自信和不断学习的态度有助于增强其互联网行动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政府、社区和家庭应当加强干预与合作，多方面提高老年人的网络素养，将互联网与新科技切实用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分析了人们主观社会阶层的现状、主观评定的社会阶层的变化特点和人们对于社会阶层的预期，探讨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采用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13703个城市居民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们当前的社会阶层认同以中层偏下为主，比过去的社会阶层认同有明显提高，对于自己未来的社会阶层和下一代的社会阶层都预期较高。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住房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和主观社会阶层关系紧密，但对阶层预期的影响较小。

不可否认，互联网已经渗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出行、购物、就医、缴费、投资理财……都可以上网完成；商场血拼、饭店就餐、菜场买菜、路边买烤红薯，都可以用手机支付。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快捷和便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带来了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存在尚未接入互联网的群体，亦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入了互联网，却因为疑虑和担忧，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问题在中老年互联网使用者那里尤为突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其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占10.5%。那么作为网民中的少数群体，中老年人在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是同样乐在其中，还是迷茫无助？信息化是否给中老年人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信息化对中老年人的社会心态是否有深层影响？中老年人在信息化时代的心理需要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行为是否有关联？本研究将围绕这些问题，以社会心态为切入点，从行动愿景视角出发，绘制一幅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的画像，揭示中老年互联网融入状况、融入信息化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心态特点，从而提出推动中老年融入信息化时代、塑造积极社会心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