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双重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与教育商品化——的机制及其对学生工的影响和学生工的回应。通过追溯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本文强调制度因素在推动双重商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改革开放后的各种政策，劳动力商品化逐渐影响教育领域，并将教育卷入商品化进程。通过“工学结合”，也就是“实习”，双重商品化相互作用，带来了学生工的去技术、异化、生活碎片化以及工伤，导致学校的“道德合法性危机”，并引发学生工的抗争。本文认为，在职业技术学校发生“道德危机”的条件下，学生工通过使用道德话语来合法化自身的斗争，并运用媒体资源进行广泛动员和争取更多的支持。

本文尝试通过“交叉口”（intersectionality）视角，考察女性售货员在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多维身份认同的变迁。本文展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百货A与市场经济时期的私营百货B的女性售货员在公民、性别和阶级三重身份上的不同，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安排的性别分工下形成的公民身份逐渐由于市场进入而消逝，建立在“姐妹情感”上的性别认同也逐渐出现分化，性别分化与阶级分化互相加强。

本文通过对F厂“80后”女性农民工的调查，发现“80后”女性农民工对大众媒体具有依赖性，其婚姻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大众媒体中所宣传的消费文化和拜物主义的影响。其中，电视剧对都市中产阶级消费方式的“美化”，在“80后”女性农民工的心中构筑出一种“虚假”的自我，使得她们择偶的标准和对婚后生活方式的想象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色彩，脱离她们的现实生活。此外，相亲节目中充斥的拜物主义也让她们学会用物质来衡量亲密关系。

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新著《不稳定的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出版。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找到了分析21世纪雇佣关系的新棱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概念受限于他“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视角，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长期存在的非正规用工形式，还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Munck，2013，2016）。此外，这一概念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就伴随着劳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早已使用“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状态，斯坦丁的“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此概念相比，并无多大创见（Jonna and Foster，2016），且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也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Wright，2016）。本书的导言将从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出发，分析此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从学术谱系的维度梳理这个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这一概念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劳动关系的启发和局限性，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核心观点。

工人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许多对工人不稳定性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文将追溯不稳定性劳动这个概念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包括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他的“劳动后备军”概念。此外，本文还将讨论诸如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等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基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本文将提供对当今全球劳动后备军范围的经验估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稳定的工作日益增多，这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媒体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确定与不可预测的工作与二战后的30年间工作相对稳定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稳定的工作构成了一项全球性的挑战，社会学家持续关注这些挑战带来的广泛影响。因此，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工作场所安排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安排不仅带来了不稳定的工作，而且使工人得不到相应的保障。那么，是什么产生了不稳定的工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又有哪些文化和个人因素影响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认知与反应？对劳动关系的考察成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石。

在印度，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成为政府确定的国家政策，并被作为当务之急来落实。其中，手机制造业吸纳了大量的年轻工人作为劳动力。跨国公司已经纷纷涌入印度，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这些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与此同时，他们却面对着诸多风险与困境：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企业大量使用女工与童工、工作场所中普遍缺乏民主等。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任人宰割，相反，他们展示出了通过集体行动来挑战管理制度的巨大创造力和坚定的决心。他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迫切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通过大量类似罢工的集体行动与实践，他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应该享有的结社自由与组织的权利。最后，印度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已经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和消费者团结起来。在此过程中，公民政治教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劳动力逐渐商品化，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契约逐渐转变为市场契约，由此也影响了企业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之间的关系。为了适应劳动力的商品化，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与企业对接，但在对接过程中形成的却是校企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此基础上，校企合作中的“工学结合”环节，通过转变为实习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学生工劳动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