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新著《不稳定的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出版。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找到了分析21世纪雇佣关系的新棱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概念受限于他“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视角，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长期存在的非正规用工形式，还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Munck，2013，2016）。此外，这一概念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就伴随着劳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早已使用“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状态，斯坦丁的“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此概念相比，并无多大创见（Jonna and Foster，2016），且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也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Wright，2016）。本书的导言将从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出发，分析此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从学术谱系的维度梳理这个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这一概念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劳动关系的启发和局限性，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核心观点。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新的群体在这个结构中孕育而生，其中就包括由数百万身处弹性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这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因为全球市场体系希望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是弹性而缺乏保障的；但它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因为身处其中的阶级成员对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愿景。本文将讨论两个问题：促使这个阶级不断壮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社会上哪些群体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此外，作者还将探讨两种可能的政治场景——一种是“失控的政治”（politics of inferno），如果当前“不稳定的无产者”持续发挥消极影响，那么局面将失去控制；另一种是“天堂的政治”（politics of paradise），当前局面向理想的方向扭转，这需要以一系列政策的执行为前提。

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工作呈现不稳定的特征，正规经济中的就业和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开始减少。以盖伊·斯坦丁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用“不稳定的无产者”和“危险的阶级”等概念对这一现状进行问题化和理论化，试图以这些新的表述来引起学界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寻求应对方案。然而本文认为，我们需要警惕这些概念是不是“新瓶装旧酒”，在其修辞表面的背后，是否有新的东西？本文从批判社会学的两个核心视角——全球化和历史的维度出发，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对于“全球北方”和福利国家来说也许是新的东西，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它已经压倒了稳定的工作，但在“全球南方”国家，工作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而且存在大量的非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劳动，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威胁到既有社会制度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践。我们应该将不稳定的无产者重新纳入“劳工”研究的历史和政治范畴中，寻求如何赋予人们“更有尊严的工作”，而非发明新的、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概念。

工人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许多对工人不稳定性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文将追溯不稳定性劳动这个概念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包括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他的“劳动后备军”概念。此外，本文还将讨论诸如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等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基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本文将提供对当今全球劳动后备军范围的经验估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稳定的工作日益增多，这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媒体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确定与不可预测的工作与二战后的30年间工作相对稳定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稳定的工作构成了一项全球性的挑战，社会学家持续关注这些挑战带来的广泛影响。因此，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工作场所安排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安排不仅带来了不稳定的工作，而且使工人得不到相应的保障。那么，是什么产生了不稳定的工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又有哪些文化和个人因素影响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认知与反应？对劳动关系的考察成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石。

在印度，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成为政府确定的国家政策，并被作为当务之急来落实。其中，手机制造业吸纳了大量的年轻工人作为劳动力。跨国公司已经纷纷涌入印度，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这些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与此同时，他们却面对着诸多风险与困境：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企业大量使用女工与童工、工作场所中普遍缺乏民主等。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任人宰割，相反，他们展示出了通过集体行动来挑战管理制度的巨大创造力和坚定的决心。他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迫切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通过大量类似罢工的集体行动与实践，他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应该享有的结社自由与组织的权利。最后，印度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已经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和消费者团结起来。在此过程中，公民政治教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本文通过深度考察微软公司的集体组织案例，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劳工”理论以及现代工业“无摩擦”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中，劳工纠纷不复存在。本文认为，微软公司工人组织“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WashTech）的形成及其行动为21世纪集体组织提出了设想。理解这些斗争运动，需要借助两个概念：一是“非物质劳动”，指代从呼叫中心客户服务到软件开发等一系列后福特主义时期的重要劳动形式；二是“不稳定性”，指劳动者由于弹性雇佣制度而产生的，在物质和存在层面的不安全感。

游戏模组爱好者通过自发修改和创作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然而，无论从游戏公司的现有制度还是从工作—休闲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这些“玩工”都难以实现社会资本的转化，更无法使自己的“无酬劳动”被纳入有保障和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中。通过梳理游戏模组历史和模组经济的发展脉络，本文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深刻分析了模组爱好者所经历的多重困境，并对这一群体的赋权实践提出了文化与劳动本质层面的思考。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和研究者在出版产业的民族志观察积累的研究方法，透过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图景中的知识女工（女性编辑人员）的劳动被纳入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市场，却因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国家去福利化所重构的等级制度令其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护来讨论知识女工的弱势地位如何遭受弹性雇佣和社会性别的制度性影响，以期从多重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关系与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勾连，来深度理解转型中国的知识女工问题。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冲击，不少媒介机构不再雇用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本文以财新传媒旗下的某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如何被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