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时期，农民工面对着融入城镇的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被城镇淘汰的社会风险。如果农民工在这次机遇中，没有很好地融入城镇社会，那么他们将向何处去？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中间绝大多数虽然有些文化，但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更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的是，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镇，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素质之墙。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进不了城镇，又回不去农村，这不仅仅是农民工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见，如何面对这种社会风险，如何规避这种社会风险，处理这种社会风险的路在何方，是值得我们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

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就业，成为亿万“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但是农民工在创造城市繁荣的同时，品尝的却是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和歧视；农民工建设城市、身居城市，但心灵却无处栖息；也就是说他们工作在城市却融入不了城市，他们与城市工人不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局面，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关键在于农民工融入性教育的缺乏，农民工成为继续教育的边缘，他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权利的丧失。对中国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不到8年。农民工不仅仅是文化素质低，而且融入城市的生活素质、技能素质更低。因此，对于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也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农民工的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社会化的问题，更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问题。

如果说2003年SARS的突然爆发使中国人真切体会到个体生命面临风险的恐惧的话，那么2004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令人感到恐惧，如能源荒、土地荒、民工荒与意外事件恐慌，仅广东省到2007年因各种事故死亡数才首度低于9000人；2008年1月24日，一场80年一遇的罕见特大冰灾无声无息地降临华南，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广东段顿时瘫痪，成为“非典”爆发以后广州又一次牵动全国的重大公共危机。11天的鏖战，1月30日，在广州火车站最困难的时候，温家宝总理顶风冒雨，亲临广州，深入火车站现场指挥。广东党政军民万众一心，在粤北山区的冰天雪地里，上演了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故事。这一系列事件，足以让我们对风险社会的体会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风险恐惧正在演化为风险意识，推动着风险文化的形成，推动着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

中国被称之为“世界工厂”，是因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厂林立，而这些加工厂集聚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农民工最多的地区之一，占全国的1/3。珠江三角洲地区非公企业多，农民工多，问题也多，且涉及范围广，影响大，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工教育问题，如果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教育问题研究好了，这将有助于全国农民工教育问题的研究。2005年以来，我们深入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调查，先后到30余家企业进行座谈，参加人数达600余人，并与政府管理部门的领导、企业负责人、一线职工进行个别访谈，开展了1312人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253份。

受教育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 它是连接公民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与社会发展权利的桥梁。 梁启超曾就教育权利问题有一段精辟论述: “为教育家者, 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 为私人者, 无论士焉、 农焉、 工焉、 商焉、 男焉、 女焉, 各自坚持教育权利思想为第一义。

在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普遍认识到：要赶上时代快速前进的列车就要买到一张通行证。说得直白一点，农民工进城就得拿到一张就业报到证。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数年后仍然拿不到融入城市的“身份证”。获得这张通行证的方式一般都是靠努力学习，通过各种教育和培训获取知识和技能。于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也就成为社会教育的热点，但是这大部分都是城市居民在参与，其中很少有农民工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