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为国内外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城乡不同地域的民族间差异性的微观分析得到更为具 体的结果并希望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本书各章研究了中国不同民族在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经济状况差异，本文总结了各章节的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湖南省七个地区的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之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研究。

2018～2019年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总体而言，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体现为：高度重视、高位推动脱贫攻坚工作，目标明确且层层夯实责任，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效率；着力脱贫攻坚工作的提质增效，财政投入和对口援助增速加快，全国形成合力，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以产业扶贫为主导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扶贫方式、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注重健全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党建扶贫发力，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定点、驻村、结对认亲等帮扶措施多样，扶志与扶智相互融合，多方协同助力脱贫攻坚。现实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艰巨，防止返贫的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因地制宜确定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的扶持政策的持续时间有很大难度；产业扶贫中优势特色产业占比有待提高，一些产业发展后劲乏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还未真正养成；贫困人群的市场竞争意识不强，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很难短时间扭转，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薄弱，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还需进一步努力。为此，本文在宏观政策、政府干部和个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掌握一个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可以被认为是语言资本的核心形式，并且这种能力在社会分层和流动过程中起着一定作用。本文首先探讨语言资本的分配和青少年拥有语言资本后对他们获得经济机会的影响。在讨论语言资本如何制约经济机会之后，我们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青年的语言能力、信息获取及经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本文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论述了生活在七个少数民族地区中农村老人劳动参与和退休的生活变化。调查数据所包括的少数民族样本用于研究文化差异对老年生活安排的影响十分理想。随着年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减少市场导向的工作。这些特定的少数民族调查样本代表了老龄化和不同民族家庭生活照顾文化下的潜在差异。文化差异可以明显在老龄化和寡居在性别差异影响中观察到。

本文检验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惠农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这一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对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定量化评估，也是因为公共转移支付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逆收入分配” 效应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分析中，本文首先分地区、民族和收入阶层描述了公共转移支付的总量及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然后通过对比公共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以及基于收入来源进行的基尼系数分解，分析两个方法在检验公共转移支付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应。紧接着，本文通过评估贫困测量随公共转移支付、税费和外出务工收入的改变而改变的情况，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最后，本文检验了2002年和2011年公共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的变化情况。

本文使用2011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CHES）” 中的行政村数据，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考察2000 年以来我国西部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的位置和预算来源结构的决定因素。本文聚焦于基层农村实施公共投资项目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府。通过调查的七个省区在2007~2011年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数据以及村庄治理特点的信息，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公共项目投资。

本文针对主观幸福感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得到的总体结论是：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少数民族尽管比汉族穷，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人际交往、主观态度的原因，却比汉族感觉更加幸福。这个结论与Kninght和Gunatilaka（2010）发现的中国农村居住者比城市居住者更幸福的结论存在一致性。通过建立并检验了五个假设后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幸福感数值是一样的，但考虑到他们更低的收入状况以后，少数民族实际上固有的（即有条件的）幸福感要高于汉族。

本文通过使用2011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集中比较分析了民族地区8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劳动参与和就业收入的差异。这8个少数民族分别为：回族、土家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侗族、苗族－瑶族。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和本书的第九章有所呼应，且第九章的内容也补充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最后，应该注意到2011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也仅集中在7个样本地区。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够在总体上概括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和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里与各民族比较的汉族并不能完全扩展为中国城市地区的汉族。

本文的分析研究结果证实，在劳动力市场没有少数民族受到歧视，如果存在一定的歧视也通过少数民族因教育水平的提升，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而得到补偿。现有的文献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报告认为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而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并没有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通过使用收入回归模型发现几乎不存在针对少数民族全体特别是45岁以下的少数民族人群的歧视。对于“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尤其是45岁及以上的人群，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会影响到收入，表现出一定的收入歧视。但少数民族精英群体通过良好教育的补偿方式获得了较高的工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