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者的话语中，“社会分层”是一个“描述社会不平等的系统结构的一般术语”（克朗普顿，2011：13）。分层的维度有多种，而阶级、地位群体与职业是其中最具竞争性的研究视角和概念工具。如果说马克思的引介与系统阐述使“阶级”成为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的话，那么韦伯的著名论文《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地位和政党》则赋予阶级、地位群体、政党权力这几大议题在分层研究中的合法性地位。政党与政治领域的权力分化现象主要盛行于政治学研究中，在分层研究中并未受到充分重视，而“体现着经济状况差异的阶级和体现着文化差异的地位群体是分层体系的重要基础”（沃特斯，2000：344）。另外，随着劳动分工逐步走向深化和细化，职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从职业维度生发的理论成果也异常丰硕，职业结构不仅构成了社会分层各主要维度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且作为连接社会生活的不同制度和领域的纽带，在其中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要性（Blau & Duncan，1967：6-7）。

作为分层研究中最具竞争性的概念工具之一，阶级分析从历史上讲就一直处于相当“特权”的位置，斯廷奇康比（Stinchcombe）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阶级是社会学中的唯一自变量”（Wright，1979：3）。在西方社会学近两百年的学科发展史上，阶级研究领域向来是一片大师云集、流派纷呈的学术沃土，吸引着无数社会学家“耕耘”其中。阶级是一个有着明确关系取向的分析概念，阶级位置是在与其他阶级的社会关系之中定义的。阶级相比于其他分层视角的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雇佣关系、剥削关系、统治关系）的不平等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社会不平等。另外，阶级本身指涉一系列结构性位置，它独立于占据特定位置的特定的人而存在，是一种“空的空间”。“阶级”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它是作为对工业社会分层体系展开经济意义上的描绘的一个概念而走进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尽管无论是在古代的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对“阶级”一词的使用早已有之，但作为反映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概念，当时的“阶级”描绘的是一种与声望、荣誉等因素相关的社会地位的分化和身份的等级排列，即古代社会中的“阶级”与现代意义上的“等级”（hierarchy）、“社会地位”（social standing）的含义类似70504054。直到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在西方社会中展开之时，经由马克思的论述，“阶级”一词才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性工具，阶级分析也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块重要领域。正如李普塞特所说，“如果要把社会阶级研究之父这一桂冠授予某一个人的话，那么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李普塞特，1995：54）。“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声名、权力上的扩展，阶级的那些旧话语被替代”（戴维·李、特纳，2005：3）。“阶级”不再表达与“等级”相同或类似的含义，“前工业社会的等级传统、合法性神话以及先赋身份的制度都已被工业社会新的社会秩序所代替”（吴清军，2008），“阶级”作为一种与经济、物质利益相关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有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区分等。阶级不仅是一个反映着成员经济不平等状况并揭示其根源的分析性概念，还作为一个革命性政治的关键术语，与阶级利益、阶级行动甚至是社会历史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当代阶级研究中，由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及其同事提出的EGP图式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阶级概念之一，在它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新韦伯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而作为一项通用的阶级分类框架，EGP图式在社会流动研究尤其是跨国流动比较研究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有学者称，它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中取得了近乎统治性的地位（Tahlin，2007），还有学者甚至不无戏谑地指出，社会流动是在“戈德索普的阶级”之间发生的（Marshall，1990：55）。鉴于其在实践中的良好效度和操作上的简便性，从2001年开始，EGP图式被英国国家统计局采用作为官方社会-经济分类（NS-SEC）的基础，在所有的官方统计中开始全面替代使用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登记注册社会阶级分类”（Registrar General’s Class）。另外，从2004年开始由英国社会学家罗斯主导的欧洲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分类框架ESeC（European Socio-economic Classification）的思路和灵感也主要是源于EGP图式（Rose，2005b；Rose & Harrison，2007）。

本章将视线转向国内的分层和阶层分析，重点聚焦三个议题：一是随着中国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分层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具体表征分别是什么；二是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经验测量问题，重点介绍了在国内社会学界有影响力的几个分类框架：“十大阶层”（陆学艺）、“五大阶层”（刘欣）、“中国版新马克思主义阶级框架”（林宗弘、吴晓刚）和“权威阶层分类体系”（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三是有关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检视与反思，对分层研究的阶段议题、范式转换问题进行梳理探讨，并对背后存在的认识论误区进行把握和澄清。

中产阶层的发育和成长，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结构变革之一。中产阶层总体处于基本社会阶级关系之外、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其成员共享很多一致和相似之处，而生成路径上的差异性和内部构成上的复杂性，又使中国中产阶层成为一个包含多层次的群体集合和多元化的社会存在。本章结合市场状况和制度分割两大维度，将总体上处于相同位置的中产阶层群体区分出四种基本类型：“老中产”、“内源型新中产”（体制内）、“外生型新中产”（体制外）、“边缘中产”，进而依循阶级形成的逻辑框架并结合相隔十年的两个时点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3、CGSS2013），从地位获得、阶层认同、社会政治态度和生活消费等四个递进性维度，对中产阶层在性格特征和功能取向上的异质性及变异性表征进行探讨，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分化的类型学模型和动态变迁的视角。

在国内学界性别不平等研究中，大量的文献集中在教育、经济收入以及职业地位获得（就业）等议题上（Lavely et al.，1990；李春玲，2009；叶华、吴晓刚，2011；吴愈晓，2012；王天夫等，2008；李春玲、李实，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9；蔡禾、吴小平，2002；朱力等，2003），与之相比，对劳动力市场与工作组织内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工作安排、职位晋升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则非常之少。工作安排与升迁流动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得以维系和再生产的重要动力机制，应引起更多深入的分析。本章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重点探讨了工作组织内晋升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从人力资本、再分配与市场、管理位置、职业性别结构等多个维度对这种性别不平等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科技资源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国内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于科学共同体内的分层和科技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关注甚少。随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大幅增加以及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如何保证和实现科技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这一问题逐步提上日程，成为科技领域亟须正视和面对的一个现实性课题。有组织、有计划地以科研项目的形式开展科研活动是现代科学体制的重要特点，而成功获取项目资源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之一。科研人员项目资源获得与科技资源的分配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厘清影响科研人员项目资源获得的诸多因素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问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前科技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均衡问题，也有助于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及解决现存的各种弊端。以往有关科技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研究大多对科研人员的个体特征因素关注较多，而对工作单位的结构性制约作用缺乏足够重视。本章拟结合全国范围内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以多层线性模型（HLM）为分析工具，重点考察个体（性别、受教育程度、职称、权力、私人关系等）和单位（单位类型、科研实力、单位规模等）两个层次的因素对科研人员获取项目资源的影响效应及方式。本章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单位属性等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影响科研人员资源获得及科技界不平等问题的路径和机制问题，也有助于增进对科技资源分配制度与结构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香港，收入差距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有评论甚至指出，香港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社会之一。从客观数值来看，香港民众理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现象表达出更多的不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展开的一项比较研究，香港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不满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更高，感受到的收入分配公正程度也更高（Wu Xiaogang，2009）。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ISSP）所有成员国和地区中，在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公平指数）排行上，香港高居第二。

自古以来，中国民众一直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分配理念，这反映了人们追求资源与机会均等分配、保障公平合理的朴素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政策实践上，均很好地保障了“平等主义”的原则，而社会分配差距一直被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代替了“平等主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区域、行业、阶层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民众对不断上升的分配差距表达出一定的不安甚至是不满，这些对社会和谐、政治稳定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怀默霆，2009；李路路等，2012）。近年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以来的重大政策文件中均没有再提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而是代之以“更加注重公平”、“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新表述，这些都表明分配公平与利益协调问题在当下的突出意义。平等与公平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重要社会理念，也是基本的社会分配原则与制度实践，但从概念范畴上讲，二者既有类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平等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果的角度来衡量，比如有价值的资源、机会在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得到均等的分配，社会成员是否享有同等社会地位并在社会各领域享有同等权益。而公平则聚焦于社会分配本身，即分配的过程、原则是否合理，是否与道德、正义相符。平等不意味着公平，改革开放之前“平等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实践是对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损害；同样公平也并不意味着平等，基于才干、教育、努力等个人获致性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公平的。总之，平等并非人们做出规范性价值评判的标准，公平与合理才是人们评判的最终依据。因此，社会分层研究不仅要描绘不平等分配的状况，也要分析这种不平等是否公平、合理，人们是否认可和接受。

阶层地位认同是成员基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在同其他个体和群体进行社会比较之后，对社会阶层等级中相对位置产生的主观归属感。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位置分属不同的层次和范畴，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中，阶级意识的唤醒与阶级认同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中介要素；吉登斯也明确指出，只有当经济差异带来社会文化和身份差异，经济地位分化与社会声望分化相吻合，阶级或阶层的结构化过程才得以完成（Giddens，1973）。从中可以看出，客观位置与主观阶层意识并非对应一致，而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和层次。国内很多学者的经验研究也都指出客观结构位置与主观地位认同不完全一致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卢汉龙在上海、广州等地的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国存在显著的社会结构分化和阶层化差异，但没有形成明显的阶层化意识，且客观的收入、教育、职业等因素对民众的主观地位认同解释力较低（卢汉龙，1996）。21世纪之初，王春光等人也指出，阶层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既存在相互一致的可能，也存在不一致的可能，且这种不一致性要大于一致性，彼此之间存在复杂而非对应的关系（王春光、李炜，2002：96-99）。李培林也发现，客观分层指标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关联强度不大（李培林，2005：19）。民众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位置之间不相匹配的问题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客观的阶层分化多元复杂，而主观的阶层意识分化不够明显；第二，中国民众认同中下层的比例偏高，且这种认同“下偏”状况有逐渐加剧的趋势，即民众地位认同“不断向下偏移”；第三，中产地位认同明显不足。有学者甚至指出社会中出现了中产阶级认同急剧流失和下层认同急剧增长的警示性讯号（冯仕政，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