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下乡过程中，教育资源不断向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投放，这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但是，一些地方却以接受义务教育为苦，千方百计地拒绝免费供给的教育资源，以致国家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强行”提供免费教育。如果我们抛开习以为常的现代化话语，对“强行免费”的现象加以审视，教育下乡的进程就会让人困惑不已。

如何更好地推进教育下乡？百余年来，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践行者们。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的观念著称于世，但是，他也提出了一种“强迫读书”的观点。在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总是会遭遇不愿读书的情况。为此，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强迫是一种必要的手续。社会上有三种人：自动要读书的；经劝导后才愿读的；非强迫不愿读的。我们就经验上观察，十人中怕有三人或四人非强迫不行，此外还有二人或三人，有了强迫的办法就可赶快去读。所以强迫是必要的。陶行知在总结芜湖房道尹、察哈尔张都统、河南王教育厅长所施行的办法时，提出了四条比较有价值的做法：县知事以下以推行平民教育为考成之一；十二岁以上出入城门应经警察持《千字课》抽验，不会读罚铜圆一枚；十二岁以上不会读《千字课》，每月纳“愚民捐”一角；主人阻碍属下读书，酌量罚款。这些具体做法并没有被普遍地践行，但是，强迫读书的做法却延续至今，成为教育下乡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悖论。木丰中学位于乡村、少数民族、边疆这样的边缘地带，教育下乡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普遍辍学的问题，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简明的统计，然后通过行政手段确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从而能够“驯服”（tame）这一问题。但是，辍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表征的是教育下乡过程中的复杂状况，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抗解的问题：它是一个症候，如果只作为一个表面现象消除它，只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为应对木丰中学普遍存在的辍学问题，2008年以来，镇政府开始实施“控辍保学、三级联动”责任制，由此形成一整套的教育治理机制。

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违纪违规现象的社会分析意义经常被忽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学生个人的违纪、违规行为来看待，并进一步将其归结为个体的行为偏差、认知障碍或心理问题，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构造出一种话语，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一认知方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将违纪违规现象作为教育管理问题看待，是学校管理不完善或教师执行不到位造成的，通过强化学校管理，就可以减少或消除这一问题；其次，将违纪违规现象作为学生个人的行为与心理问题看待，同一学校或同一班级总能找到很多“听话”的学生，更加印证了这一归因的合理性；再次，对违纪违规行为的设定体现了成年人的眼光，由于儿童与青少年处于向成年人的准备与过渡阶段，其行为也就没有完整的社会意义，需要接受成年人的干预和改造；最后，将违纪违规现象作为否定性行为看待，从而将此类行为打散，置于纪律的反面，成为亟待改造的对象。总之，人们将违纪违规现象限定在学校这一局部空间来讨论，教师、学生、家长都可以直接观察和体验到这种“真实”，加之学校教育总是以客观、中立、独立的形象呈现，否定违纪违规现象的共识由此达成，阻碍了人们将其引申到学校的制度环境与学生的社会背景上。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教师及家长有关纪律的观念、态度、认知，构造了有关纪律的话语，进而禁锢了违规违纪现象的社会分析意义。

从知识的选择上来看，课程知识的导向主要是国家的、城市的、汉族的，地方文化传播的空间有限。从知识的组织上来看，那些分类强度高、边界清晰、易于标准化的知识被赋予更大的价值，而那些不易标准化的知识，往往因教学和考核的需要，按照标准化的方式进行传递。其次，从传递方式上来看，由于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某些教学法的推广，教师的自主性被压缩，越来越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教学。最后，从评价方式上来看，由于升学考试的要求，课程所传递的官方知识被不断强化，知识的标准化趋势越来越强，教学的程序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造成学生学习的困境。

在教育治理的网络中，教师、教育管理者、家长、学生对学校教育的合理性、普遍辍学的认知、“控辍保学”的必要性持有一种毋庸置疑的信念。通过对教育治理各个环节的描述，他们力图将这种信念显露出来。不过，要完成这一工作，还需要将教育治理放在历史脉络中，审视它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来的，从而能够以当前的样式持续存在。

与将焦点集中于官僚体制的国家化的视角不同，笔者对教育下乡的审视，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地方如何实施“控辍保学”这一现象展开的。这里不仅有官僚体制为推动教育下乡所做的努力，还有教育空间内部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在地方社会文化中的反应。本书强调的是，面对辍学这一问题，教育治理是如何不断强化自身的。而彻底治理的状况，即内卷化的问题，只有在教育外部官僚化和教育内部的微观监控体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