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底，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中关村社会组织达85家，其中社会团体6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0家、基金会3家。中关村社会组织发展独具亮点和特色：自发成立，自主办会，市场化运作；成立时间短，数量增长快，态势强劲；组织形态创新，以社团为主；聚焦产业发展，服务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关村创新创业环境的营造者、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组织者和政府服务企业的合作者，在搭建沟通桥梁、提升创新能力、服务会员企业、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3年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共有59家，本报告基于2013年度北京市中关村社会组织年检数据分析中关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重读《公共服务中的伙伴》一书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具有借鉴意义。萨拉蒙在该书中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第三方治理”和“志愿失灵”理论，用实证数据系统地展现了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的实践。整体来看，该著作在对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这一主题的突出强调、非营利组织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研究方法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但是该著作与既有理论对话不足，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理论逻辑探讨还有待深入。瑕不掩瑜，作为萨拉蒙的代表作，该著作对于我们推进政社关系改革仍然具有诸多启示。

城市社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社会学的研究通常探讨人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政治学的研究则主要探讨社区民主和社区政治等，行政学的研究主要探讨社区组织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等。本书中的城市社区是指面对低排他性和低竞争性的共同事物的封闭型小区，这是一种以共有产权为基础划定范围的物理小区，它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区划意义上官方界定的社区。本书以“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理论为视角，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基础上开发针对中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社区业主选择分析框架，从产权、事物、社群和业主选择等视角，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分别对中国城市老旧住宅区和新建商品房小区中的业主选择行为和治理绩效以及改进的政策进行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土地价值的提升，高层的密集型社区成了城市居民、开发商和城市政府都能够接受的普遍选择。随着人们的居住在物理空间形态上的变化，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相邻关系，也形成了对于同一个居住社区中的每个居民利益攸关的社区公共事物（neighborhood commons）。社区公共事物是一种集体性事物，它既包括公共区域、设施设备等有形实物，也包括安全、清洁等无形的服务。由于居住形态的变化以及新型公共事物的出现，就必然要求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治理格局，形成一套与社区公共事物相配套的制度规则，来规范这些利益密切相连的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我国的城市基层，已基本形成了以居住社区为单位的公共事物治理格局，从而也形成了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事物治理的形态。本章着重探讨社区公共事物的形成及其提出的挑战。第一节，主要从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产权转换的角度探讨社区公共事物出现的背景。第二节，着力于对社区公共事物自身及其属性、类型等进行描述，并进一步探讨社区公共事物出现的产权基础，从社区公共事物属性及其产权基础的角度探讨城市社区自主治理出现的深层次原因。第三节，探讨新的产权结构安排及新型的公共事物导致的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结构的变化。第四节，从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两个方面讨论社区这种新的公共事物治理领域在理论上提出的困惑。

那么作为社区公共事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公共维修资金如何管理才是可持续的？在本章中，笔者力图探讨城市社区公共维修资金管理的持续性制度基础，认为社区公共维修资金管理的制度基础设计不仅受到管理主体的影响，还受到公共维修资金自身属性及社群属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公共维修资金自主管理模式，并构建社区公共维修资金自主管理的制度基础。

公共事物的治理长期以来面临着两大难题，即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问题。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组织集体消费单位，形成集体行动。集体消费单位的主要功能是形成集体选择，有效地揭示公众对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并安排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的生产。集体消费单位的组织就其实质而言是集体行动的问题。面对不能排他或难以排他的公共事物，如何克服搭便车问题，形成集体行动是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形成了集体消费单位之后，如何使得产品或服务的组织者、生产者忠实地代表公众的利益就成了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又一大挑战，这就是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即治理责任问题，或者说委托—代理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形成负责任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Provision）和生产者（Production）。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这两个难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集体行动理论是政治科学的中心主题，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的核心”。治理责任问题或者说委托—代理问题一直是管理学和政治学探讨的焦点问题。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关系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否顺利地实现提供和生产以及相应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本章主要致力于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难题的理论分析，并力图在总结分析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用于解释面临相似乃至是相同外部环境的社区治理绩效迥异困境的理论模型。具体来讲，第一节主要从集体行动和治理责任两方面分析目前社区公共事物治理实践中普遍面临的挑战和难题；第二节主要探讨集体行动难题及已有的相关理论；第三节主要探讨治理责任难题及已有的相关理论；第四节根据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及治理责任的相关理论论证开发业主选择分析框架对上述两方面的理论进行整合应用的可行性。

城市社区是公共事物（commons）治理中一个亟须改善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建设年代早、产权复杂、涉及面广、管理混乱的老旧社区。北京市的部分老旧住宅区在2008年奥运会前进行了集中整改，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如何让这些整改的成果得到很好的维护，发挥其最大价值，避免再次陷入脏、乱、差的境地，促使老旧社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成为当下亟须研究的问题。这些老旧社区是否能够按照新型商品住宅社区的物业管理模式进行治理？新旧社区间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是否能够按照一个模式进行治理？这些都是社区治理实践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有助于从思想上厘清社区治理的思路，而且对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推进也不无指导意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城市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如何从制度上确保城市居民生活必需的水、电、气、热等公用产品和其他社区共用服务的供给得以完善和持续的问题。如果说对城市社区进行物理设施的投资改造尚属于技术性问题的话，那么城市社区共用产品/服务的持续供给则更多地属于制度问题；如果说前者属于建设问题的话，后者则更多地属于治理问题。前者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后者则需长期培育。本书探索的重点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社区治理的制度改革或治理变革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无论新旧社区，其治理的逻辑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影响其治理绩效的变量是相同的，那就是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特性，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社区得以存在的必然基础。因此，本书将新、旧社区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从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属性这三个变量探讨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逻辑基础和治理政策选择。

存量公房是住房制度改革不彻底的历史遗留物，根据住房作为私人物品的属性和住房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来看，存量公房改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化。但是这一改革方向遭遇社会低收入群体和政策转向时，就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况。在当前房价偏高，中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有限，政府住房政策转向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背景之下，存量公房的改革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当前应明确存量公房进一步改革的政策选择。这些问题包括：存量公房是否需要继续推行私有化改革？如果继续推进改革的话，如何面对承租户购买能力低下的问题？如果不推行私有化，继续坚持产权公有使用权出租的模式，租金是否需要和现行的公租房或者廉租房的租金机制对接？如果对接的话，同样面临如何处理承租户支付能力低下的问题？如果不对接的话，如何处理存量公房脏、乱、差和基本设施维修无着落的问题？本章旨在回答这些问题。为此，第一节从源头上明确存量公房的性质、类型、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以及产权者、管理者和承租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能够为我们分析存量公房的改革政策选择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第二节，我们将回到北京市存量公房的现状，对北京市存量公房的产权、社群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节归纳总结北京市存量公房面临的问题。第四节将会在分析框架的指引、北京市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以及外地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北京市存量公房改革的具体政策选择。

社区治理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组织、社区服务以及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等多个角度对社区的治理进行了探讨，见仁见智。人们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从社会学出发的研究者对社区的个案研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对新型住宅社区，尤其是以物业管理为模式的社区治理形态，学者们的关注比较少，尤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关注得更少。对社区治理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前面第五章提出了用于分析城市老旧小区和商品房小区的框架，但是商品房小区毕竟和老旧小区有不同之处，为此本章主要探讨社区治理的业主选择模型，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行动两个层面分析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关键变量，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第一节，根据以往多学科研究的启发，提出社区治理业主选择分析框架和业主选择路径模型；第二节，界定社区公共事物治理绩效的测量指标体系；第三节，分析社区物理属性、社区社群属性以及社区外部社会资本等外生变量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第四节，分析业主选择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第五节为小结，对本章内容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对此后的研究做出展望。

根据前面的业主选择与社区治理的逻辑框架，我们知道业主在三个层面的选择行为会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现实中社区业主是如何在三个层面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选择行为又是如何导致相关的结果呢？基于业主选择的社区自治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呢？对此人们并不乐观，因为公共选择的逻辑是，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最终走向共同的悲剧。不过，有很多学者，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发现，自主治理是可能的，只要有适当的制度基础。那么社区如何管理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呢？我们认为社区治理制度基础的建设非常重要。在本章，我们试图通过观察和记录北京美丽园小区治理中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及解决过程，以及对北京市上地西里小区中的业主选择行为的研究，探索如何搭建社区治理的制度基础，从而寻找可持续的社区治理和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