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诞生伊始，迁移就成为人类应对风险与规避灾难 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和人类知识的与日俱增，人类迁移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迁移的频率越来越高，迁移的范围愈来愈广。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和通信日益便捷，有效地“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地加速了人口的跨国迁移，这快速地改变着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迁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鲜明的图景之一。

从劳动力的流动性来看，一国的劳动力主要可以分为国内流动和跨国流动两种，即国内劳工和海外劳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内劳工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要远远超出海外劳工，国内劳工受到的关注程度也要远远高于海外劳工。显然，我国也概莫能外。

几乎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应运而生同步，社会保障国际合作肇始于20世纪初的欧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业已成为全球各国政府维护海外劳工及其家属社会保障权益的有效途径，在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领域发挥着关键 作用。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主要经历了探索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三个阶段，日臻成熟与完善。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都是在一定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下实现的。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亦概莫能外。滥觞于20世纪初的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也是由多种多样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在海外劳工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促成的。不过，由于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政策偏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甚至是较大的差异，各国在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考量因素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多且日渐深入，与资本的跨国乃至跨区域流动相伴随，劳动力的跨国乃至跨区域 流动愈加频繁与活跃，跨国劳动者愈来愈成为全球化一个不可或 缺的要素。

浪成于微澜之间。任何问题都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一蹴而就，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在一定时期内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为了深入剖析与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就必须通晓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或许，在乍一看之下，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问题的形成原因相对简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这一问题产生的背后存在着纷繁芜杂的因果链条。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质言之，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问题的凸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任何一项社会制度或者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与长远发展，不仅需要立足于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等基本国情，而且需要学习与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教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国际合作这种“舶来品”而言更应如此。再加之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刚刚步入初步发展时期，正处于从“牙牙学语”走向“蹒跚学步”和从“懵懂无知”走向“有所收获”的阶段，尚存在政府重视程度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往来的劳工数量不对称、没有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海外劳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意识不强、对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够、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相关立法滞后以及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配套设施不足等多重困境与局限，从而使得学习与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教训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英国知名社会政策学家蒂特姆斯（Titmuss）曾指出，社会政策是一种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手段，以增进公民福祉、引导社会变迁为主要目的的积极制度设置。也有美国社会政策学者进一步指出，一直以来社会政策的制定都主要是基于以下问题的回答：社会问题或者需求如何才能获得最优化的应对。换言之，社会政策学科既要重视“是什么”和“为什么”——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更要重视“怎么办”——解决问题，以谋求改善公民福利、增进民众福祉。于是，寻找社会问题的最优解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政策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言之，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成因以及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主要目的在于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发展与完善，以有效地维护大多数海外劳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规模将不断扩大，海外劳工的规模亦将日趋庞大，各类纷争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会逐步加大，海外劳工面临的社会保障权益损害事件会越来越多，遭受的损失愈来愈严重。那么，如何有效维护海外劳工的社会保障权益，降低他们在异国他乡就业和谋生时的社会保障权益损失，是国家和社会必须关注并解决的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本章将从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出发，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典型国家在社会保障国际合作领域的主要实践经验，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政策有所裨益。

早在1942年，英国知名福利学者威廉·贝弗里奇就在《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亦称《贝弗里奇报告》）中睿智地指出：“社会保险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倘若人们为找到用武之地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再次成为可能，那么人们就会渴望各国之间在社会保险方面制定互惠的安排，以使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可以避免社会保障方面的损失，并准许他们将在先前国家获得的社会保障权益部分地带至另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