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已经进入“战国时代”。截至2012年底，银行、信托、券商、基金及保险五大财富管理机构的总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而银行理财的主导地位依然不可撼动。我们认为，全能型商业银行主导将成为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的主基调。为此，本调研报告聚焦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首先，我们全面分析了此市场在2010～2012年间的八大运行特点、发展趋势：产品数量飙升，规模增速放缓；资产池成主流运作模式；理财期限短期化，产品收益市场化；合作模式多样化以及销售渠道电子化等。随后，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剖析了银行理财市场的五大热点：另类银行理财产品运作模式、银行理财产品二级交易、银行理财产品“庞氏骗局”之争、银行理财市场“复婚”资本市场和银行理财市场是否可以预测主权债务危机。最后，我们对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尤其是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针对当前银行理财市场存在的制度缺失和发展问题提出了八项建议。

人类的历史似乎表明，人口正增长是常态，尤其是工业革命后人口的加速膨胀更是让人惊叹。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以n＞0为前提。经济学号称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中，人口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相反，人口众多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人口越多越贫困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本章将探讨摆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机制：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从货币到信用再到资本积累，最后到经济发展的逻辑链条。在这一逻辑链条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核心问题——政府的信用。

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国家的兴衰都受制于一个根本的问题——“钱荒”。在和平时期，经济繁荣，但币材的匮乏使得货币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因而总有通货紧缩之虞；在战争年代，筹措战争经费的急需使得“钱荒”更加严重。对于“钱荒”问题，东西方的解决办法存在很大差异。在东方，早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发明了纸币制度，以后又有了西方带来的白银，“钱荒”消弭，经济发展也因而进入静止状态。在西方，15世纪的大航海带来了巨量的金银，更是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引发了一场金融革命。随着现代财政金融体制的建立，西方既解决了筹措战争经费的财政问题，也理顺了从货币、信用到资本积累乃至经济发展的金融逻辑链条，从而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被实物约束了数千年的货币在1971年终于得到了彻底解放。1971年，美元盯住黄金、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全球货币制度进入不兑现信用货币时代，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兑现信用货币体制下，银行可以通过信用活动“凭空”创造出作为购买力符号的货币，同时，非银行金融部门的信用创造活动虽然不能增加货币，但也可以将窖藏不用的存量货币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对于一个能够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利息/利润的终极来源是资本报酬，但在不兑现信用货币体制下，资本报酬要变成现实的利润/利息，只能通过新增的信用。经济发展依赖于不断扩张的信用，信用扩张取决于愿意负债、能够负债的经济主体。在经济的内循环中，掌握着生产函数、能够保持支出超过收入的企业部门成为主导部门；在经济的外循环中，掌握着货币霸权、能够保持对外净金融负债的极少数关键储备货币国成为主导经济体。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居民部门一般不会成为经济内循环的主导部门，但是，由居民消费倾向决定的乘数效应是放大经济循环流量的关键。形象地比喻，企业负债投资是经济循环的“油门”，而乘数效应则是循环的“发动机”。

人总是有一种思维惰性：黑暗时代待久了，会失去希望；好日子久了，又会忘记曾经的黑暗时代。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几代人来说，在过去的40多年中，似乎除了增长就是增长，以至于10年前有声音说：中国，请你停一停，等等你的人民。这种声音显然是好日子过久了的标志，是自以为东风已经完全压倒西风的自满。本章回顾过去4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两个平行世界合并后的美元信用大扩张以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这场全球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美国却因金融自由化改革后的“金融扶贫”陷入危机。东方复兴，西方危机，东西方实力开始翻转，但是，东方显然还未回到大航海前全面领先西方的状态。而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抛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那时开始，东方复兴的内外部环境悄然转变。

经济学人都熟知凯恩斯的《通论》，但凯恩斯对人口问题的关注鲜为人知。1937年，也就是《通论》出版后的第2年，在一篇题为《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Som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eclining Population）的讲稿中，凯恩斯指出，人口停止增长，特别是人口减少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消费者人数，在一个人口减少的时代，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往往低于预期，而有效需求不足又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所以，凯恩斯不无忧虑地表示，当人口众多导致的马尔萨斯恶魔P（人口）被锁起来的时候，人口减少的马尔萨斯恶魔U（失业）就有可能被释放。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背后是相对于资本积累不足的人口过剩。本章我们将以日本为例，讨论人口负增长时代发生的经济长期停滞。与人口正增长时期的资本稀缺会导致人口相对过剩一样，在人口负增长时期，资本过剩也会导致停滞与失业。人口减少的结果按理说应该是劳动力稀缺、就业岗位充足，事实上却是失业增加，这种看起来不符合常理的悖论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

如同金庸小说中林立于江湖中的众多武林门派，经济学中也有很多流派，如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制度和新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在继承凯恩斯衣钵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中，又可以分为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同武林门派时不时要跑到华山论剑一样，不同经济学流派间也是龃龉不断。即使是在同样读《通论》长大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中，也存在着一条鄙视链。鄙视链的末端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主流学派对它的评论是：“后凯恩斯主义‘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正统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虽然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重要而深刻的观点’，它仍未达到‘一个内在稳定的状态’。”（斯诺登等，1998：第444页）所以，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基本上就等同于经济学中的“丐帮”。然而，正是这个长期蛰伏于鄙视链末端的“丐帮”，在过去几年中向主流经济学最为神圣的阵地——治理萧条的财政货币政策，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冲锋，冲锋的旗帜上飘扬着三个大写的字母：MMT。

正统的也是现在令人不满意的宏观经济学总是以为，通货膨胀以及实际利率是由储蓄和投资的关系所决定的。在2020年之前的通货不膨胀，甚至是经常发生的通货紧缩时期，物价和实际利率的下降被认为是全球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储蓄是信用通过投资创造的私人部门盈余/利润，过去稳定的物价水平和较高的实际利率是全球人口红利的结果，廉价、丰沛的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使得制造业供给能力不断上升，制造业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同时，也使得资本边际报酬MPK维持在一个高水平。随着全球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新一轮经济革命展现其威力之前，未来全球的经济前景首先是“滞”——多种因素导致MPK和潜在增长率下滑；其次是“胀”——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服务和能源相对价格上涨效应将不断强化，随着制造业价格下跌的趋势发生根本逆转，相对价格效应将演变为通胀的绝对价格效应。在陷入长期停滞的日本案例中，持久的通货紧缩归根到底是因为日本财政支出的方向性错误，即过度关注人口问题中的老龄化，而极度轻视了人口问题中的少子化，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终究“生不逢时”——在它独自陷入人口/劳动力负增长的时候，遭遇中国引领的全球人口红利。而现在，人口红利在全球范围内都正在趋于消失。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恩道尔，2008：第2页）在不兑现信用货币时代，控制了能源，就为凭空创造的货币找到了坚实的“锚”，能源因而成为货币霸权的一根支柱。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美元霸权就是建立在石油美元的基础上，这一霸权曾经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1999年建立的欧元，成为美元最大的挑战者。然而，随着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欧元区正在遭受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能源危机和财政危机。与此同时，美元货币霸权的另外两根支柱——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相反，纵观过往百年的美股黄金周期，2012年之后支撑美元霸权的金融实力似乎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

在全国七大区域中，东北最先发生人口负增长，同时，东北各项经济金融指标都在全面下滑。随着中国人口的陆续达峰，日本病的迹象正在从东北向全国蔓延，内循环愈发不畅。在内循环中，由于低人均资本存量和低MPK并存的资本积累悖论，本来就很高的投资率难以继续提高，企业投资乏力；受制于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结构，居民收入占比较低，这使得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极低的水平，居民消费萎靡；当私人部门无力扩张之时，本应该作为经济主导部门的财政也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和人员费用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而社保福利支出的比重却远低于其他国家。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不仅无法带动经济的内循环，还造成了愈发严峻的政府债务问题。所以，人达峰之后的经济图景看起来不是那么美妙。